“看来我们得为他写点儿什么，”塔勒布格格地笑道，“因为帕罗普这家伙太懒了。”

恩辟利卡的做法彻底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投资心理学。如果我们在股市上进行相应投资的话，你和我在规定的一天会有相当大的机会小赚一笔，来自股息、利息或者股市总的上升趋势。我们在一天之内几乎没有大赚一笔的可能，这笔收益很微小，倘若股市崩盘我们便会一夜暴富，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但确实存在。我们之所以接受分散风险理论，因为从根本原则上讲，我们感觉该理论是正确的。譬如，在帕罗普正在读的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合著的那本书中，清晰地描述了一个简单的实验，一组人被告知他们要设想自己有300美元。让他们在以下两种方式中作出选择：（a）接受另外100美元或（b）掷硬币，谁赢谁就会得到200美元，如果输的话就分文不剩。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会选（a）而不是（b）。不过，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接着又进行了第二个实验。他们让大家设想自己有500美元，然后问他们是否愿意（c）放弃100美元或（d）掷硬币，输的话就要付200美元，赢的话分文不得。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会选择（d）而不是（c）。这四个选项的有趣之处在于，从或然性的观点出发，它们其实属于同一类型的选择。虽然如此，在这四个选项中我们还是有所偏好的。为什么？因为当最终要损失金钱时，我们更愿意赌一把；但是，当我们最终要赢时，风险也随之增大。这就是我们喜欢每天在股市上积小胜的原因，尽管我们有可能在一次大崩盘中血本无归。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恩辟利卡每天都会见到小额收益，但在一天之内赚取巨额金钱的可能性甚微。他们没有机会一夜暴富，但却很有可能损失一小笔钱。恩辟利卡积累起来的所有1美元、50美分和5分硬币的期权，只有很少会派上用场，于是很快就会聚少成多。不妨观察一下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恩辟利卡的交易状态，公司里的任何人都可以准确地向你通报当天恩辟利卡损失或赚了多少钱。譬如，在上午11点半，他们已经收回当天在期权上投入资本的28%；到12点半，他们已经收回40%，这意味着当天收回的本金尚不足一半，恩辟利卡已经调整了几十万美元赤字的数目。而在前一天，他们已经收回本金的85%，大前天是48%；再前一天是65%，再前天也是65%。事实上，也会出现明显的例外―就像“9·11”后股市重新开盘的那几天―恩辟利卡什么也没做，从2001年4月以来就一直赔钱。“我们不会一夜暴富，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塔勒布说，坐以待毙，全神贯注于损失惨重所带来的痛苦，准确地描绘出人类被迫绑在一起规避灾难的情境。“据说你已经挖到一位熟悉俄国债券的家伙，”萨维利说，“他每天都在赚钱。结果有一天遭遇了雷击，他损失掉所赚取利润的5倍。还有，在一年365天里，他有364天在快乐地赚钱。而一年365天中有364天都在赔钱的家伙要比其他人更辛苦，因为你开始给自己出难题了。我曾经收回过成本吗？我真的做对了吗？如果这个过程长达10年之久呢？从现在开始这10年里，我能保持头脑清楚吗？”一般的交易员从他日常奖金中所汲取的宝贵经验是反馈效应，一种令他感到愉悦的幻想过程。在恩辟利卡不存在反馈效应。“这如同你弹了10年钢琴，可还是不能弹‘筷子’*一样，”施皮茨纳格尔说，“唯一促使你不得不继续弹下去的是信念，相信总有一天自己一觉醒来后竟然能弹拉赫玛尼诺夫的曲子了。”尼德霍夫―他代表的是人们认为是错误的事情―正当人们坐以待毙时，竟然能够暴富，这难道容易理解吗？当然不容易。如果某天你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塔勒布都在做什么的话，就会发现损失积少成多，也会敲响丧钟的。他的目光更多的时候盯着彭博新闻社的财经专版，他的身体微微前倾，频频关注每天的损益表。他屈服于自己顽固而执迷的性格。如果可能的话，他会每天在同一地点停车。他之所以转为反对马勒，是因为去年那段久旱歉收的日子里他一直与马勒的音乐为伴。“纳西姆说一直以来他都需要我在他身边，我相信他。”施皮茨纳格尔说。他提醒塔勒布要等待时机，以便帮助塔勒布挺过这场非同寻常的冲击，抛弃一切非分之想，止住流血的伤口。“马克是我的死党。”塔勒布说。帕罗普也是：他提醒塔勒布恩辟利卡具有智慧上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