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情况，你都是花钱用来增加3%的存活概率。第一种情况感觉差别巨大，但是第二种情况的差别就很微小了。在第一种情况下，必死无疑的心理作用大大增加了3%存活概率的价值。

两位心理学家花了很长时间来发展一种解释人们风险决策策略的理论。他们的合作甚至形成了生物钟：特沃斯基思考新想法到很晚，而卡尼曼则从一大早开始工作。每天午饭的时候，他们都会交换意见，一谈就是一个下午。

结果，他们不断地形成新的见解。有一天，当他们在思考决策制定问题的时候，突然发现人们研究的几乎所有风险问题都建立在赢利基础上。研究者总是问人们如何在确定可得的3 000美元和不确定的4 000美元之间选择，但却从来没有问人们在确定和不确定的损失之间如何作出选择。他们很快就矫正了这个疏忽，并且获得了新的发现，这成为他们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关键。

损失导向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现，如果一个问题是从损失的角度来描述，那人们对它的看法会完全不同。例如，人们更愿意接受一项宣称有90%存活率的外科手术，而不是10%死亡率的外科手术。如果是后一种提法（其实它和前一种是一回事），人们就会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死亡率上，并对失去性命的潜在可能性产生心理排斥。

人们对于损失的厌恶可能完全是非理性的。设想一下，如果我先给你1 000美元，然后再让你选择是接受另外的500美元，还是接受各有50%可能获得的1 000美元或者0美元。换句话说，你面对的选择是要确定的1 500（1 000加500）美元，还是各占五成概率的1 000美元或2 000美元。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你会选择可以确定到手的1 500美元。但这种选择没有违背传统经济学的理性观点，因为你只是考虑了1 000美元、1 500美元和2 000美元的相对效用，然后做出了选择。

现在考虑另外一种情形：我先给你2 000美元（在《每日秀》（The Daily Show）节目促销了我的书以后），然后再给你一个选择：要么还给我其中的500美元，要么以五五开的概率还给我1 000美元或全数留下。再一次，你面对的选择是拿确定的1 500美元（1 000加500），还是拿各占五成概率的1 000美元与2 000美元，和前面的选择一模一样。但是这次，由于风险主要集中在将失去的金钱上，所以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具有风险的选项而放弃了没有风险的1 500美元。这种情形下人们做出的决定和前面完全不一致，他们几乎没有考虑1 000美元、1 500美元和2 000美元的相对效用就做出了决定。是关注收益还是关注损失，这一不同让他们对三笔钱的价值有了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