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即使行商真的想与鸦片走私不发生任何瓜葛，他们也不可能独自完成禁烟大任。因为对禁烟应负最大责任的广东各级官员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除了在形式上大做发布文告之类的表面文章外，并没有真正有效地履行禁烟之责。

1810年，北京城里又查获一个鸦片烟贩。嘉庆皇帝震怒不已并发布谕旨，要求北京各城门严查密访。同时，广东、福建方面更需严格查处，务求断其来源，不得敷衍了事，视中央律令为一纸空文。

1811年年初新任两广总督的松筠，于当年6月26日在澳门约见了东印度公司广州管委会的负责人。松筠说，他已经收到皇上的特别谕旨，加强禁止鸦片买卖这种非法贸易，希望东印度公司合作，阻止这些危害无穷的鸦片。鸦片扩散的责任，无疑在东印度公司方面，因为鸦片的来源主要来自于不列颠殖民地……

会谈后，东印度公司撰写的一份报告指出：“当我们注意到总督上述关于鸦片的谈话时，我们完全相信，这只不过是形式，而没有一点会采取任何有效步骤来查禁这一贸易的意思。众所周知，政府官员一直认为默许这种贸易是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

在这种背景下，比尔?麦尼克行经营鸦片越发大胆起来。1813年11月，比尔?麦尼克行的主要合伙人比尔与澳门的葡萄牙法官阿里阿加（Arriaga）联合，进行鸦片投机买卖（澳门法律禁止法官从事任何贸易活动）。比尔提供资金86 7万西班牙元，鸦片的实际交易则由阿里阿加经营，盈亏双方分摊。

第二年（1814），比尔又以900箱鸦片作抵押，要求东印度公司广州方面向孟加拉国签发相当于80万西班牙元的汇票，比尔保证几个月内还款，同时每月支付1％的利息。东印度公司对比尔在鸦片贸易中的才能，显然十分信任，因此大笔一挥签出了这笔巨款。

鸦片商人的钻营，东印度公司方面的保护，连同清代官员的腐败和失职，鸦片走私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日益发展。1815年，一起轰动一时的鸦片案在澳门爆发，鸦片贸易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