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梅官等六人带着布匹与茶叶，在澳门与葡萄牙人安多利（Antony）交易胡椒、海参等物。安多利在尚欠三千四百八十西班牙元的情况下，准备在嘉庆十九年（1814）九月末回国，且所乘之船已停泊于香山县外海之上。朱梅官等人要他付清所欠之款，安多利于是商借于偶然在场的葡萄牙船船长。船长说银元没有，只有鸦片。最后，朱梅官等人接受一百二十筒（每筒重约二斤七八两）鸦片，并将鸦片售予过往不相识的小船，得银三千八百四十元。

天高皇帝远。一起重大的鸦片走私案，在蒋攸?的上奏中被大事化小。地方政府向中央瞒报实情可谓不绝如缕。但令人惊叹的是，蒋攸?在上奏中，将事件编织得如此逼真，不由得皇上不信。上谕称：“朱梅官等着革职，先于犯事地方枷号一个月，满日，发黑龙江充当苦差。”

蒋攸?不敢等闲视之。以澳门鸦片案为契机，在与粤海关监督商量后，蒋攸?奏请制定严禁鸦片的条规，并获朝廷认可。

禁烟章程除了规定各种处罚之外，一个主要内容是：运货到澳门的葡萄牙船须逐船查验。如夹带有鸦片等违禁货物，则禁止该船一切贸易，斥其退去。

根据这个章程，澳门不再是一个安全的鸦片走私基地，澳门的鸦片贸易从而遭受重大打击。前面提到比尔要求东印度公司签发相当于80万西班牙元的巨额汇票，并保证几个月内偿还。结果，由于新禁烟令的颁布，比尔从印度贩运来的鸦片销路不畅，阿里阿加更因挥霍而欠下比尔178万西班牙元。受到双重打击的比尔，根本无法还清所欠东印度公司的债务，最后只得潜逃。

鸦片走私的衰落，严重影响着澳门的繁荣与澳门当局的财政收入。澳葡当局不得不想出一些措施进行补救。他们深知，中国的禁烟能否取得成效，关键在于清政府的官员是否认真查禁。因此，他们采用的办法简单而直接――行贿清朝官员。

澳葡当局对运入澳门的鸦片采取每箱征收40西班牙元，建立一个基金，以贿赂当地的中国官员。这笔摊派款以“公开的方式”征收，由购买鸦片者支付，而不是由将鸦片输入澳门的进口者支付。按当时每年的鸦片销售量（约2 500箱）计算，每年可征得10万西班牙元。

澳葡当局采取的另一个措施是，重申1805年制定的关于禁止非葡萄牙船只所运鸦片进入澳门的规定，以便将英国人从澳门的鸦片市场上排斥出去，确保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