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莫尔伍德，我看，即使你每天吃下一头牛然后躺在吊床上不动，体重也不会增加。"当我面对面质问她时，她说。

第一次喝酒的那个晚上，在公寓楼里，在喝了半瓶后正担忧如何把另外半瓶啤酒给噎下的时候，我又提起那封写给《晨报》的信，以及菲尔丁试图陷害我却没能得逞的事。

"菲尔丁，那是件蠢事。"我说。她也认为那是件蠢事。

"本来是想报复你。"她说，"我想，在构思那件事的时候，我可能是有点喝醉酒了。"

"喝醉酒了？"我问，"你喝醉酒了？你才15岁呀！"

"实际上是17岁了。"她说，"我现在18岁了。快8岁的时候我才上的学。"

"离开学校后，你都在做些什么？"我问。

"唉，没做什么。我父亲想让我出国读书，然后去上大学，比如新斯科舍的芒特阿利森这样的地方。可我觉得书已经足够了，不想再读了。"

"我也是。"我说，把瓶子推到一边，仿佛足够的是啤酒。她把瓶子又推还给我。

"喝光，将来有一天你会因此而感谢我的。"她说。

在圣约翰斯所有的报纸中，法庭上的事是读者最喜欢读的，但出于某种原因，去法院并非是记者们个个都喜爱的差事。

法院是座雄伟的哥特式石头建筑，靠山修建，前门朝着沃特大街，后门对着几百英尺以外山坡上的达克沃斯街。因此，这座建筑有一半是在地下，而且大部分都是禁止记者入内的。法院四层建筑的每一层都如同迷宫，有审判室、衣帽间、法官室、档案室、陪审团室、书记员办公室，在墓穴一般的地下室里，还有牢房，犯人们从那儿穿过一连串隧道模样的楼梯，锁链丁当地被带进法庭。在审判室里，入场门还没打开，你就能早早地听见锁链声从地底下传上来。

那个时候，圣约翰斯有6家日报社，每个报社都有固定的法庭记者。在其他5位记者当中，有一个来自《每日新闻》的记者，笔名叫哈罗德·德克斯特。

原来，哈罗德·德克斯特就是菲尔丁。我在一间留给记者用的、比储藏室大不了多少的小房间里碰见了她。

"喂，斯莫尔伍德。"她招呼道，眼睛没有从她正在看的那张《每日新闻》上抬起。她从夹克衫里面的口袋里掏出那个银色的细颈瓶，伸手递给我。

"可别这样！"我一边说，一边环顾左右，看有没有人发现。没人看到。她耸耸肩，对着细颈瓶长饮了一口，然后把瓶子放回口袋。接着，她从另外一个口袋里掏出一颗薄荷糖，剥开糖纸，突然放进嘴里。

"你早该告诉我。"我说。

她耸耸肩。

那些律师既讥笑又喜爱菲尔丁。我看得出他们知道她的过去，只是不说而已。虽然性别不同，职业不同，但她却像他们的同类，是他们的宠物。他们喜欢迁就她，让她毫不隐讳地相信机敏能弥补她的性别差异和她在学校的失意，能使她与他们同等，能补偿这样的结果：她作为一个医生的女儿，不得不自食其力，在众多的方式中选择了靠为报社写新闻来糊口。

"菲尔丁，你对我们律师有何了解？"一天，有个身体粗壮，看上去很富有的名叫夏普的律师问她。

"夏普，假如按照无罪开释来收费，你会比这儿的斯莫尔伍德还要瘦骨伶仃。"

菲尔丁说，记者室外响起了一阵爆笑声，夏普笑得最响，仿佛真正好笑的是菲尔丁不再敏锐的机敏。

"告诉你父亲我向他问好。"夏普说。

"我这就出去，马上告诉他。"菲尔丁回答，又引起一阵大笑。她面朝着我，背对着他们，她的口气是职场对手之间的那种戏谑的语调，但表情却完全不同。她看着我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