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话不假。他是我见过的最无激情、最无朝气、最毕恭毕敬的社会主义者。他的革命不会推翻谁，不会难为谁，更不用说剥夺谁的权利了。我怀疑有没有人知道这项伟大的事业在纽芬兰居然还有这样一个追随者。议会是他的辩论台，在那里，他本应挑战其他经济体系的卫士们，然而却长篇大论，大讲提供更多工作、修筑更好道路的必要性。

注意，我外衣褴褛，帽子破旧，戴着一副角质架的眼镜，与约翰·M．沃克所谓的掌握自己命运的社会主义者相比好不了哪儿去。有一阵子，乔治·格兰姆斯和他的两个后青春期的助手，乔·斯莫尔伍德和希拉·菲尔丁，我们仨成了一大景观。有一张我们那时的照片，站在码头边，身后站立的那群我们试图使之组成工会的码头工人正咧着嘴在笑，不易激动的格兰姆斯头戴圆顶硬礼帽，身穿斜纹软呢大衣，双手背在身后，摆出一副政治家的姿势，我站在他的一边，鹰钩鼻子，猫头鹰的眼睛，活像一个戴着眼镜的稻草人，菲尔丁极不相称地站在他的另一边，面带微笑，一只眼睛半睁半闭，仿佛她正对着照相机在眨眼。

我们成功地在当地组建了几个工会，从属于格兰姆斯加入的几个国际工会组织，但最终我们之间还是出现了分歧。一天，我告诉格兰姆斯，我不像他那样满足于为一场自己一辈子也没法看到的革命奠定基础。"我们的那一天会来到的。"格兰姆斯说道，口气活像一个传教士在安慰自己的教徒，许诺在某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来世当中，一切都会圆满的。如果当时我知道马克思的理论，我会提醒他不要把社会主义当成一种宗教。

"等那一天到来时，你难道不希望自己还在吗？"我问，"你难道不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我现在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了。"他回答。

"像你这样做事，我们永远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说。格兰姆斯带着一种不满足似的爱怜看着我，仿佛我只不过是对他失去了耐心，一个个离他而去的众多门徒中新近的一个，仿佛他早就知道这个结局必然会出现。他向我伸出手，笑着说："我们得求同存异。"我觉得有些原则生死攸关，比友谊或礼貌更重要，因此我把手依旧插在口袋里，拒绝同他握手言和。我侧转过身，快速地眨巴着眼睛，泪水快要夺眶而出。格兰姆斯以为我说的话也代表菲尔丁的想法，于是也向她伸出手，她握了他的手。

"我们会再见，再面谈一次的。"他说，似乎是在告诉我，一旦我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愚蠢之后，就不应当让这一次的拒绝握手成为阻止我与他联系的障碍。

我认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该去的地方是码头，而不是挨家挨户地去游说。

沿码头排开的是鱼商们的仓库，捕来的鳕鱼被运上岸，腌制、晾干后就储藏在里面，然后堆进货船的船舱，运往英格兰，在那儿，每个人以十倍于纽芬兰人的速度大吃特吃这些鳕鱼。驳船上的起重机成天地转来转去，装卸着一捆捆如房屋一般大小的腌制鳕鱼。把鱼浸泡在盐水中，直到每一丝纤维都浸饱了盐分，数年后也不会腐烂。500年来，保存鲜鱼的技术始终就没改变。

离海边几百英尺的地方，到处都是铺在地上晾晒的咸鱼。在城市当中，在信号山脚下，有一座名叫巴特里的渔村，满地都是黄黄的鳕鱼，那里的岩石坚硬异常，想搭个棚的话，地上连洞都很难打。鳕鱼被晾在后院的岩石上，晾在海边搭起的晒鱼架上，像是原始人举行葬礼时搭起的架子，鳕鱼被剖成两半，用盐水浸泡，然后晾在晒鱼架上，呈V字形，像箭头模样。下雨时，人们冲出屋子，把鳕鱼翻个面，让不易浸水、像皮革的那一面朝上。要不然就是把鳕鱼遍地乱扔，任凭天上的飞禽，包括海鸥和乌鸦，居高临下地把鸟屎拉在上面，这些鸟儿仿佛对渔民们把鳕鱼腌得无法入口而愤愤不平。不过，这没关系，因为不在水里泡上几天，然后再煮上几小时，这鱼是没法吃的，然而，尽管这样又泡又煮，这鱼还是咸得没法进口，因此你根本就想不起要去抱怨它曾被鸟屎污染过。虽然我父亲把鱼拿回来让别人吃，但对于这种被鸟和狗以及天上的飞禽和地上的走兽如此糟蹋过的食物，他是绝不肯委屈自己去吃的。

沿码头边，在渔商们的仓库外面，晾晒的鳕鱼遍地都是，铺在每一平方英寸的空地上，渔商们喜欢把这些空地称作是他们的地产，甚至还铺满了台阶，人们只得踮着脚尖在仅有的空地上行走，像是行走在狭窄的木板上一样，还有的鳕鱼斜靠在建筑物的墙上，摊在用油布或旧帆布铺成的屋顶上。

遇上阴天和雾天，鳕鱼被摊在地上晾干。在少有的晴朗的日子里，鳕鱼上爬满苍蝇，等你走来，这些苍蝇会蜂拥而起，然后又成群落下，像一条荡漾在蝇池中的波浪，与你的步伐保持吻合。在仓库里，鳕鱼被堆成楼房一样高。穿过仓库，就如同在一座咸鱼的城市中行走一样，两边耸立着一堆堆像高楼一般的鳕鱼，中间几乎没有足够的空间供人行走。

码头上散发着鱼和盐水混合在一起的气味。鳕鱼发出的气味咸得令我直打喷嚏，两眼流泪。有时我吸气时，喉咙像着了火似的，想说话却没有声音，只能发出一阵刺耳的干咳，好像是吸进了一腔浓烟。我从来就没能获得容忍鳕鱼无处不在的气味的能力。在其中行走时，我总是向往着眉脊山高处那清新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