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早些时候，我又睡着了，直到太阳升起时才醒来。

有人说我们离巴斯克港还有30英里。

整个晚上我都呆在吸烟车厢，根本就没去给我优惠的那张铺位，尽管此前我在《每晚快报》的那篇文章中对它的舒适和方便大加赞赏，好像从圣约翰斯到巴斯克港，我都是一直坐在那儿的，一步都未挪动。

我们将在晚上跨过海湾，第二天一早抵达布雷顿角。

我打算站在渡船的船舷边，一直到看不见海岛为止。

这似乎是件浪漫的事情，很合时宜。

真希望菲尔丁跟我一起来，尽管我知道她可能会说些泄气的话坏我的兴致。

15分钟之后，我欣喜地发现，所有旅客因为天冷都逃进船舱了。

我拉起雨衣的兜帽，想象着自己站在那儿的模样：一个头戴兜帽、孤独无助的身影。

可是，虽然我站在那儿凝视了似乎好几个小时，但这座岛并没有变小。

过了一阵，我走进船舱，几乎被冻得发紫。

每次我跑到舱外去看船走了多远，发现我们好像根本就没动。

这岛黑乎乎的，一直在那儿，跟原来的一样大，好像我们正拖着它在走。

我干脆站在舷窗边往外看。

当看见沿西南海岸的那串灯光时，我想起了过去在家时常从收音机里听到的为渔民播放的广播，总是以全岛的气温播报结束，每天晚上都是那一长串令人瑟瑟发抖的地名：伯吉奥、福琼、芬克岛、隐士岛。

我想象自己夜晚站在隐士岛的一幢房子的窗户前眺望大海。

"隐士岛"，不知道是哪个被浓雾束缚的孤独人给这座岛取的这个名字。

我想，在我看来，现在的隐士岛就如同6个月后从纽约看到的纽芬兰，是个落后、偏僻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它对我的吸引既无从解释，又无法抗拒。

整座岛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隐居地。

走，还是不走？走了之后，是客居他乡还是返回故里？我知道有许多纽芬兰人直到走进自己的坟墓也没解答这个问题，有些人从没出走，但一生都在谋划着要离开；有些人永远地走了，但一生几乎时刻都准备着回家。

我的父亲走了又回来了，至少肉体是这样。

人们坐在休息室听收音机，等船开出了20英里以外，收音机的信号开始消失了。

人群中响起抱怨声，但只要能透过干扰听见哪怕是最微弱的信号，大家仍乐意继续聆听。

等到信号最后完全消失之后，旅客们的情绪出现了变化，好像我们这才算是真正上了路，好像我们这才完全断绝了与陆地的联系。

不过，收音机依旧开着，发出奇怪的干扰声，仿佛那是大海的什么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