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到纽约时年纪依然很轻，但还是姗姗来迟，没能分享到《召唤》或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辉煌。

不久，我便意识到，与社会主义党一样，《召唤》也是日薄西山了。

正当我满怀憧憬激情上场的时候，其他人却已经在开始接受这样的思想：作为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就是要坚守一个虽然正确但很快就要失宠的观念，坚守一个正义却失败了的事业。

我在纽约住了两年，这时《召唤》停刊了，虽然不久它又以周刊的形式重新面世，但报社没有再雇我。

社会主义政党的衰落和成员的减少，其后果之一是社会主义的报刊开始全线倒闭，仅存的为数不多的记者们也纷纷失业。

我只跟志趣相投的人结交，而且时间短，次数也少，像年轻人一样还以为自己的朋友遍天下没个完。

我设法为仅存的几家社会主义报刊自由撰稿，并且在菲尔丁的帮助下，为《纽约时报》和其他主流报纸写些文章。

不过，由于没有全时的工作，我有时间做自己来纽约真正想做的事，发表演讲，其结果是，在成员急剧减少的党内，我的地位稳步上升，但与此同时，我却越来越贫穷潦倒。

不久，我用于站桩演说这项不计报酬的职业的时间要比作记者的时间多得多。

作为一名演说者，我深受党的器重，因为我可以成为很多我本来不是的角色。

我本来不是犹太人，但因为我的鼻子和黝黑面孔，我可以被看成是犹太人，虽然一旦把口音考虑进去我的犹太背景令人怀疑，但人们还是把我当犹太人，而且比真正的犹太人更受欢迎。

在纽约东部的贫民区，犹太知识分子是没多少听众的，因为很明显他们自己并非来自贫民窟。

我并不属于工人阶级，但对于党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我总是饥肠辘辘（无论菲尔丁如何坚持，我都不接受她给的钱），每天都穿同样的衣服，因此我可以被看做是工人阶级。

其他的社会主义者为了发表演说也有意穿得破破烂烂，但他们总是嫉妒地看着我，心里好像在纳闷：我何以能装得如此粗野、寒碜、憔悴，装得这么逼真？日复一日，我为那些营养充足、衣冠楚楚、养尊处优的人游说，要是我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党将失去一笔宝贵的财富，不过，可喜的是，有一点是贫穷没法削减的，那就是我逃避好运的能力。

由于我的纽芬兰口音，我可以被当做爱尔兰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

菲尔丁称我是"变色龙"，但真正易变的是听众，因为每个人都把我错当成别的什么了。

有一点人们是错不了的，那就是不会把我错当成黑人，但查利·欧文仍旧把我从那帮越来越少的"站桩者"当中挑选出来，送到哈莱姆　，声称我是"处理种族关系的专家"。

菲尔丁跟我一道去的，就像当初在圣约翰斯的码头上一样，为我把听众聚拢，她站在街角，高举拐杖叫道："五分钟后约瑟夫·斯莫尔伍德将就社会主义发表演讲，听完之后你会终生难忘，类似的演讲你以前闻所未闻，今后也不会再次听到……"我站在一个肥皂箱上，望着眼前一片黑压压的脸庞，一开始这些脸庞默不作声，不相信面前的这两个白人-"衣着华丽"的菲尔丁，还有奉劝他们为改善自我境遇投票选举本党的我，这个党虽然宣称不限制肤色，却几乎没有黑人成员。

至少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危险，而是满腔热忱地描述着那个我相信靠社会主义就能实现的没有种族歧视的社会，虽然这些人让我大谈特谈社会主义，但他们的表情似乎在说其实他们是在让我娱乐他们。

我告诉他们我来自纽芬兰，但他们说从没听说过那地方，于是我说，将来有一天我会成为那儿的总理，仿佛以此来证明它的存在。

"你是俺见过的个儿最小的政治家。

"有个男的说。

我告诉他自己还不是政治家，而是在帮一个党的候选人竞选演说，他一个人不可能处处走遍。

"别说走遍，他连一次也没来过。

"那人说，"他怕来这儿，因此派你来。

"人群发出哄笑。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你们都会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说。

"你说的社会主义好像没给你带去啥好处嘛？"有个女的说道，她转身对菲尔丁说，"你干吗不让他多吃点？看上去好像你全吃了。

""社会主义跟宗教不一样。

我们要把自己选上去，否则任何人都得不到好处，包括我们自己。

"我说。

"不过我打赌，你选上后就会给自己很多好处的。

"那个女的说。

我觉得很尴尬；像他们眼里所看到的那样，我也看到了自己，一个在社会主义的同事中地位低下、奇形怪状的小个子，同事们知道他也许有去无回，却仍然派他去哈莱姆，令人不解的是菲尔丁居然陪同着他；他的雄心壮志是成为某个无人知晓、甚至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的国家的总理。

越来越多的男人和女人从他们佃租房的台阶上站起身，围拢过来，想听听这个偏信的天才还会承认自己偏听偏信了什么。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黑人和白人将是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