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谷歌的发展，它的一些“法老级”福利也开始削减。首先，拉里和谢尔盖对他们能够自由处置公司资金过于乐观和天真。他们认为，不管公司发展到多大的规模，丰厚的待遇都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在谷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中，拉里和谢尔盖在概述了公司提供的一些赠品之后又提请潜在投资者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预期我们将增加福利而不是将其削减。”

他们未能履行诺言。他们过去甚至曾为购买混合动力汽车――拉里和谢尔盖共同选定的汽车――的雇员提供5 000美元的补助，但在判定混合动力汽车市场本身已经有了足够的冲击力之后，他们终止了这一做法。

2008年中期，他们停止了一些自助餐厅的免费晚餐供应――在没有工程师的大楼里。理由是工程师要工作到深夜，而其他人可以回家享受自己的现实生活。谷歌发言人说，非工程大楼里的自助餐厅在晚餐时使用率很低，让它们开至深夜代价高昂。这一事件在技术博客中引起了较大轰动，博客作者们对谷歌砍掉免费晚餐感到震惊。但他们的愤慨是多余的。非工程师员工在夜间工作时仍然可以免费用餐，只不过得去工程大楼领取。

在最严重的公开削减阶段，谷歌于2008年决定减少对雇员子女园区日托中心的特殊补贴。当拉里和谢尔盖最初决定提供现场日托时，他们选择建立风投资金所能买到的最好的日托系统。那是一种昂贵的额外福利。日托中心的基础是所谓的雷焦.艾米利亚（Reggio Emilia）哲学理念，她倡导一种针对拉里和谢尔盖式学前培训的自我导向的学习方案，这也是谷歌创始人在马萨诸塞州学校取得自我成功的一种回响。他们还拥有高薪教师、小型班级，以及一些最好的教育玩具和学习用具。

这次削减成了全国性新闻。据《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报道：“谷歌员工早上醒来，却发现公司正在为每个员工子女提供每年多达3.7万美元的补助――此前没人意识到这一点，而像思科系统和甲骨文那样的硅谷大公司，它们的年均补助只有1.2万美元。”

谷歌的花费不仅是其他公司的3倍，而且它的补助比起在斯坦福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的学费（最高大约3.4万美元）还要高。所以他们决定每年向学生家长增收大约1.7万美元，使雇员缴费每年高达2.9万美元。谷歌则将补助从3.7万美元降至大约2万美元――仍然高于其他公司，但就一个日托系统而言，费用远远高于其他公司。

家长们哭闹、抱怨，试图让管理层改变主意，这使得拉里和谢尔盖在学费补助上作了少许让步（他们不愿透露具体数额）。但是，他们没有改变需要削减雇员额外福利的看法。据《纽约时报》报道：

据参加会议的几名员工说，在6月的一个周五，谷歌共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说他对家长们没有任何同情，他厌倦了“谷歌人”自认为有资格享用 “瓶装水和玛氏巧克力豆”那样的额外福利。（一名谷歌发言人否认布林先生曾做过那样的发言。）

总之，随着谷歌的发展，拉里和谢尔盖不得不随之成熟并嗅探额外福利的魅力，而这种芳香对于一个拥有2万名雇员的公司来说未免有点过于奢侈。成功之路并非总是螺旋式上升的。《纽约时报》记者得出的结论是，谷歌正在变成“全然不同的另一个公司”。

尤斯塔斯极力维护拉里和谢尔盖削减额外福利的决定，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小额的额外待遇乘以大量的雇员人数，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数字。看看每名雇员的瓶装水，将它与2万名员工相乘，你就会马上感到震惊。我们每年光在饮水上就花费了100万美元。”至于日托补贴，他指出：“这项福利仅向相对较少的员工提供，但是我们对每个孩子的付出比雇用全职保姆的费用还要高……得出来这样的数字不太正常。逐一审视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消减做法是合理的。我绝对认为他们有权来审视我们的支出。”

2008年，当经济衰退冲击全世界包括谷歌时，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紧迫。谷歌公司第一次开始裁员。它首先从数千名合同制工人开刀，他们是不直接为谷歌工作的临时雇员。但是到了2009年1月，在认识到即使谷歌也不得不当心底线的情况下，公司宣布将放慢其疯狂的招聘步伐，并削减了100个招聘岗位。它还关闭了一些外地办事处，尽管它要在谷歌的其他地方为这些雇员提供岗位。

谷歌正在变成“全然不同的另一个公司”的想法有点夸大其辞。但是，对于像谷歌这样强大的任何公司而言，这都是不可避免的，它们的棱角被磨圆，理想屈从于现实，高管们向困难的抉择让步。谷歌公司正在变得既顽强又温和。拉里和谢尔盖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