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进入白宫就快马加鞭地投入了工作，处理各种各样诸如税收政策、少数民族和小企业以及最低工资之类的问题。我直接听命于卢?恩格曼（LewEngman），一位聪明的律师和伟大的导师。当他于1972年大选之后离开白宫去掌管联邦贸易委员会后，我接替了他的位置――那是我事业上的一大进步。

1973年初，我成为了与财政部的联络官，当时的财政部长是乔治·舒尔茨（GeorgeShultz）。接下来，水门事件的冲击扑面而来。我与埃利西曼合作得很好。他是一个很有感染力也很执著的人，对政策问题非常关心。他也给过我很好的建议。我记得他曾对我说过，重要的不光是去做正确的事情，你还要让人感觉到你在做正确的事情。

埃利西曼曾告诫我小心提防白宫中的某些人，特别是查克·科尔森（ChuckColson），总统的特别顾问。

“尼克松是个非常复杂的家伙，”埃利西曼在1972年大选之前曾这样说，“他有自由主义的一面，莱恩?加门特（LenGarment）就是代表。他也有理性的一面，看看亨利?基辛格就知道了。”但是，他继续说，尼克松也是一个疑心重重的人。“他参加过的选举没有一次省心的。他认为1960年的总统宝座是肯尼迪从他这里偷走的，他还认为1968年的大选如果再延长几天，他就不会赢。所以说，他非得在脚腕上绑上一支手枪才会去参选，而这支手枪，就是查克?科尔森。”

当然，埃利西曼最终令我大失所望。他因作伪证、串谋和妨碍司法公正而入狱，科尔森也被判妨碍司法公正。看着一个人在一夜之间从人中龙凤沦落为阶下囚，我得到了一个终生的教训：永远也不要被一个人的头衔或是职权吓倒。后来我经常告诫年轻人，永远不要仅仅因为老板的命令就去做一件他们明知道是错误的事情。

我与尼克松接触不多，但在少有的接触中，我们相处得很融洽。他喜爱运动，喜欢与年轻人共事。我那时候偶尔会因为急于表达我的观点而打断他的话，但他从不生气。

当我在1973年12月作好了离职的准备，总统让我去见他。我走进椭圆形办公室，与尼克松简短地聊了一会儿。此前我曾提出一项旨在提高教育质量的建议：取消城市中心区和其他破败地区的物业税，用一种增值税取而代之，特别是国家销售税，然后用这部分资金来建立一种教育券系统。“我想跟你说说增值税的事，”尼克松说，“我喜欢这个主意。我之所以没有采纳它，是因为自由主义分子们会抱怨说它是一种递减税，它确实是。但如果他们真的碰过它，他们就会喜欢得再也不肯放它走，因为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带来那么多的钱，满足所有那些伟大社会（GreatSociety）工程的需要。”

水门事件的余波为我寻找新工作留下了充足的时间。我选择了高盛，因为我想在中西部地区发展，而且投资银行让我有机会在同一时间接触各种各样不同的项目。高盛在芝加哥很强势，他们的人也令我印象深刻：芝加哥高级合伙人吉姆·戈特（JimGorter），纽约年轻的合伙人鲍勃?鲁宾，还有史蒂夫·弗里德曼（SteveFriedman）。我在政府的工作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你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工作跟你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同样重要。

那时候的高盛还没有到达它的巅峰时期。它不是顶尖的承销商或并购顾问，与后来的高盛相去甚远。实际上，它的项目寥寥无几。我先是在纽约接受了一年的培训，然后被派到了一个所谓的投资银行服务部门：我们就是一帮无所不为的多面手，研究各个金融领域，负责客户关系管理。

那一年过后，温迪和我搬到了巴灵顿，买下了我父亲15英亩土地中的5英亩。然后我们各自向父母借了一笔钱，造了一栋我们到现在还称之为家的房子。那是一栋朴素的房子，位于一片林地的边缘，那片林子坐落在一个山头上，俯瞰着一片青草绿地。我用一台电锯开辟出了一条车道，建起了护墙，敲碎巨石盖起了我们的壁炉。颇有机械天分的温迪亲手安装了中央真空吸尘系统，还为孩子们建了一个大大的游乐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