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受到重视的同时，人们并没有忘记曾经给人类带来灾难的经济危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人一直在预言经济危机的到来，还有一些人在一直准备着如何应付即将来临的经济危机。然而，50年过去了，经济不但没有出现大的危机，反而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人们现在要解决的已经不是如何解释经济周期，如何避免或战胜经济危机的问题，而是如何解释加速增长，如何实现加速增长的问题。制度学派在这方面的研究虽然不断深入，但是很难给出一个令各方都比较满意的发展药方，幸运之神开始又一次光顾人力资本的讲坛。在那里，人们听到了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1988年的研究成果：按照传统的周期理论，由于一般产品的投入具有边际收益递减的特点，就像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汽车就会在汽车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出现减速的现象，当减速的汽车越来越多，而后面的汽车也不得不减速的时候，这种积累效应就开始引发我们所说的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人力资本的投入则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的特点，因此当高速公路行驶的汽车要减速的时候，人力资本从中增加了速度，增加的速度超过了减少的速度，于是出现经济加速增长的可能。

经济加速发展，向致力于共同发展的人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既然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都在加速发展，会不会出现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落后国家永远也不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在此之前人们似乎普遍相信，由于落后国家基础差，起步低，因此其增长的加速度肯定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当它发展到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时，可能会出现一个较长的“平原”阶段，以后再想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就变得十分困难。所以，认为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肯定会逐渐缩小，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在整个世界都在加速发展的同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与上述不言自明的道理似乎越来越不相符。这对于实现落后国家的振兴大业，无疑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缩小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逐渐成为经济研究的又一个重点。

人们不久便发现，要缩短这种差距，首先必须找出这种差距形成的原因，一批著名学者的主要成果也正是在寻找这种差距的成因时取得的，包括较早关注并认真研究这一问题的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他比同时代的其他学者更早地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差距大大拉开了，后起的国家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竞争环境。那么，为什么发达国家越走越快，而落后国家却相对来说越走越慢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他对南美、亚非地区的一些国家进行了长期考察，积累了大量的有关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资料，并把这些考察结果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系统深入的比较分析。这些比较分析逐渐使他认识到，落后国家之所以越来越落后，是因为它仅有的少量资本，并没有有效地变成生产性投资，从而导致生产性投资严重不足。由于提高生产性投资是提高经济增长的最有效的方法，因此生产性投资严重不足自然会带来的一个致命后果，就是使落后的国家越来越落后，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产出较少，政治力量过于强大，固然是导致落后国家生产性投资不足的重要原因，但远远不是唯一的原因。人们的劳动成果得不到有效保护，是导致这种情况的第二个原因。刘易斯注意到，许多落后国家都不注重保护私人的劳动成果，他们辛苦获得的财产很容易被剥夺，因此他十分强调对人们努力的成果加以保护的重要性：“如果说保护公共资产免为私人滥用是必要的，那么保护私人资产免为公众滥用同样是必要的。维护法律与秩序是经济增长的首要条件之一，许多社会衰落下去，就是因为国家不愿意或者过于软弱而无法保护资产的所有者免遭土匪或暴徒的劫夺”。［32］这在当今社会，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许多落后国家容易出现行贿、受贿现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之所以存在普遍的行贿、受贿现象，是因为这些行贿者希望得到那些不该得到的社会财产，并相信通过行贿可以得到这些财产。行贿、受贿现象的存在，说明社会上一些成员的劳动成果在被他人非法占有、使用。这种现象的普遍程度越高，数额越大，说明国家对于私人劳动成果保护的程度越低。

第三个原因，就是回报不足。自从进入20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一个国家必须为那些从事创新的人提供一个良好的可以获得充足回报的环境，这样才能使以创新为先导的经济增长成为可能。而在许多落后国家并不鼓励创新，甚至会扼杀创新，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其他人通过创新获得巨额的收入，因为这些巨额收入将打破落后的社会平均主义的传统，使得其他人感到不满甚至反感。他们不是希望通过努力追赶那些先进者，不论是知识技能方面，还是通过诚实的劳动获得收入方面，而是希望通过扼制的方式去消灭那些先进者，去剥夺那些先进者获得的、超过他们认可的部分。这些“心理不平衡者”，常常使那些潜在的投资者无利可图，这就要求国家学会重视冒险事业，尊重和保护冒险者在冒险中获得的利益，从而使创新事业有利可图。［33］

第四个原因，就是国民的专业技能偏低。生产性投资能否获得足够的回报，关键还是看它能否创造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则是由广大劳动者创造的，因此国家能否培养出大批的劳动者，尤其是拥有专业技能的劳动者，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个国家能否通过生产性投资实现富裕，最终还要依靠这些劳动者的工作效率而不是勤劳程度，因为没有效率的勤劳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要提高工作效率，就要发展技术，提高劳动者技术水平和资本集约程度。

早在150多年以前，德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思考如何使自己的国家追上先进国家时就曾指出，如果听任自由贸易，将永远陷于落后的农业国地位，后起国家不应只顾眼前利益去追求暂时的价值增长，而应着重培育和发展本国的生产力，这样才能最后争得与先进国家平等的地位。所以有时需要忍受暂时的牺牲，把全国分裂的小市场联合成统一、竞争的大市场，以给本国民族工业提供发展的广阔空间。［34］

再往前追溯一百年左右，亚当·斯密曾给当时工业比较落后的中国开出过这样的药方：“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的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就面积而言，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如果这种国外贸易，有大部分由中国经营，则尤有这种结果。通过更广泛的航行，中国人自会学得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术与建造术，以及世界其他各国技术上、产业上其他各种改良。但在今日中国的情况下，他们除了模仿他们的邻国日本以外，却几乎没有机会模仿其他外国的先例，来改良他们自己。”［35］在亚当·斯密看来，中国幅员辽阔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发挥这一优势是中国发展的希望所在。［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