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钧还没走到滨北餐厅门前，就听到那里传来一阵喧闹声。他走近一看，原来是在门口卖自制熟食的餐厅服务员和一名顾客吵了起来。那个顾客是个中年男子，穿一件油渍麻花的劳动布面羊皮短大衣，戴一顶黑皮面羊剪绒坦克帽，帽耳朵翻了上去，但没系带子，所以当他指手画脚地说话时，那两个帽耳朵便一上一下地扇动着。

“……咋的？那些都有主儿了？甭他娘地扯犊子!噢，我排了这老半天队，到我这儿就不卖了。凭啥？”

“那些狗肉确实有人先定下了。人家一会儿就来取。你可以买别的嘛!”一个女服务员解释道。

“那不中!我今儿偏要买这狗肉!啥叫别人先定下了？还不是留给你相好的!”

顾客中一阵哄笑。这时，又一位女服务员在一旁搭了茬。洪钧一看，正是那天他在?厅吃饭时见到的大姐。

“你吵吵啥？你吵吵啥？显你能咋的？你要买就买，不买拉倒。少来这套俏皮嗑儿!我看你是道南的兔子——隔路!”

“嗬，你个老娘们儿还是个破碗碴子——词儿还不少!”

“咋的？够你学几年的!我跟你说，你趁早老母鸡抱窝——一边趴着去吧!”

“我告你，你这是巴子里放屁——没味儿！”

“你妈那巴子会放屁？我看你就是你妈那巴子里放屁嘣出来的!”

众人哄笑。

洪钧无心在此看热闹，便走进餐厅，找到一位服务员，问：“请问，李红杏在么？”

“就在门口呢！你进来?儿没看见她?”

“噢，我不认识她。您能帮我去叫一下么?我找她有事儿。”

“好吧。”女服务员走了出去。没过多一会，她就回来了，跟她一起进来的正是那位大姐。洪钧迎上前去说：“您就是李红杏?”

“嗯哪!”李红杏刚吵完架，喘气还有点粗。“你不是那天来吃饭的北京人吗?你咋知道我的名字?”

“我是律师，正在办一个案子，想问您两个问题。”

“啥案子?”

“老案子，就是关于您妹妹李红梅被害的案子。”

“噢!”李红杏松了口气，“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又出了啥事儿呢!走，坐边儿上说。”

洪钧跟着李红杏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来。洪钧问道：“案件发生的时候，您在滨北农场么?”

“不在。那会儿我家在后屯，离农场有个七八里地儿。我是听别人捎信儿，第二天才赶回家的。”

“您认为郑建国是杀人凶手么?”

“这咋说呢?我们从小就认识，一直觉着他老实巴交的。可这人心隔肚皮，谁知道他心里咋想的?再说，那血型也对上了，法院也判了。哎?这案子都过去10年了，咋又审起来啦?”

“是复查。我认为郑建国并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他不是?那谁是?”

“这正是需要调查的。你认为谁可能是杀人凶手呢?”

“这我可说不准。那阵子我也不在农场，老妹的事儿也不大清楚，只知道不少年轻人儿都想跟她处对象。”

“你父亲曾经谈过这方面的情况吗?”

“我爹……他倒是说过，红梅好像对一个叫肖啥的小伙子挺好。”

“肖雄?”

“对，是这名。我就记得他叫傻狍子。那小伙子我认识，长相比郑建国强多了!”

“案件发生后，你父亲谈过谁可能是凶手吗？”

“那阵子，我爹整天唉声叹气的，总说他命不好。我们问他那天晚上的事儿，他老是吞吞吐吐。不过，开始前儿他好像也不咋怀疑郑建国，他也觉着郑建国干不出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对了，有一次，他还念叨说怀疑另一个人。我问他是谁，他死活也没说。后来，郑建国的血型对上，他也不说啥了，只是说‘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父亲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在哈尔滨，我大姐家。”

“能把你大姐家的住址给我么，我想去找你父亲了解情况。”

“行!正好我大姐昨天来封信，好像还装在我外衣兜里呢。你等会儿，我去看看。”

李红杏起身到餐厅后面，一会又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封信，交给洪钧，说：“我大姐叫李红花。你啥时候去？我还想给我爹捎点儿?西呢!”

洪钧一边把李红花的地址抄在自己的小本上，一边说：“我可以给你带，只要你不怕我把你的东西拿跑喽!”

“你哪能呢？自打上次见面，我就瞅出你是个正派人。再说了，我也就给我爹捎点儿山蘑啊、木耳啊唔的，没啥值钱的货。大兄弟，那我可就麻烦你啦!”

“没问题!我明天上午走。那我走之前到这儿来取东西，8点钟，行么？”

“行，行!就这么说定了。”李红杏看了看手表，说：“都5点多了，今儿还在我们这儿吃吧。我让后厨给你做几样地道儿的东北菜!”

“好!”洪钧愉快地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