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洛克菲勒和卡内基一样，这些新巨头在经济金融之外的领域也产生了影响。索罗斯是最有野心的：他资助了新兴的异见派，推动了药品的合法化，资助了自由经济政策的再思考。都铎投资公司 (Tudor Investment Corporation)的创立者保罗·都铎·琼斯（Paul Tudor Jones）率先建立了“罗宾汉慈善基金会”来帮助解决纽约的贫困问题。他的这个举动定义了“创新慈善”，他设立了基金会要达成的目标，并根据表现来支付报酬。布鲁斯·科夫勒（ Bruce Kovner）则是新保守运动的教父，他担任着坐落在华盛顿的美国企业研究机构的主席。而迈克尔 ·斯坦哈特则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不受教会管辖的犹太民族。当然，这些巨头们影响最大的还是金融领域。对冲基金的故事就是金融前沿的故事：关于创新和增加的杠杆效应；关于引人注目的胜利和令人汗颜的失败；关于由这些戏剧性事件引发的讨论。

在对冲基金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关于市场的学术观点与此并不一致。当然 ,学术界集思广益 ,与精力充沛的怀疑论者精诚合作。但从 20世纪 60年代中期到 20世纪 80年代中期，普遍的看法是市场有效，价格变动随机，对冲基金的成功靠的不过是运气而已。这种说法具有很有说服力的逻辑依据：如果确定某个债券或股票价格的上涨成为可能，那么聪明的投资者必定已经做出反应，价格也已经上涨了。这些投资者使得所有相关信息都已经反映在了价格中——尽管股票的下一个变动是由一些不可预知的因素决定的，因此，试图预测价格变动的专业基金经理通常都不会成功。基于这个观点，许多对冲基金并没有真正的优势，如果忽略市场宣传和昙花一现的狗屎运，他们并没有特别的、能使他们持续战胜市场的投资眼光。不过，对于主宰整个行业的成功的对冲基金来说，市场有效的假设并不成立。这些基金不应该叫对冲基金，而应该叫“优势基金”。

那么优势从何而来呢？有时这个优势不过是靠选择最好的股票。不管金融方面的文献怎么说，我们马上就会看到，阿尔弗雷德 ·温斯洛 ·琼斯、朱利安 ·罗伯逊，以及许多罗伯逊的追随者们确实通过这种方式增加了价值。不过更多的时候优势来自于利用有效市场理论的拥护者们虽未强调却从一开始就承认的理论缺陷。例如，理论家们规定只有在资本完全流动时价格才有效。也就是说，开出有效价格卖出股票的卖家总可以找到买家，不然的话，卖方就被迫给个折扣，从而使得价格低于有效价格水平。但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想卖出大量股票的大规模退休基金没有折扣就找不到买家，迈克尔 ·斯坦哈特正是靠有组织地利用这种折扣赚取了大量财富。有效市场论中一个潜在的缺陷为对冲基金的传奇奠定了基础。

对冲基金真正优势的本质往往被老板的见解所掩盖。有些巨头就像神秘的天才：他们获取丰厚的回报，但却解释不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在这一点上，最极端的例子可能是年轻的保罗·都铎·琼斯。

有一天，琼斯坚称他预见到了1987年的市场崩溃，因为他身穿红色吊带裤的 20多岁的同事彼得·波里什（Peter Borish）将 20世纪 80年代的市场曲线画出来和 1929年的进行对比，发现两条线看上去一样，所以琼斯就意识到了市场即将反转。不过，琼斯这个对市场时机精确把握的解释并不充分。第一，波里什承认篡改了数据；第二，他预计的市场崩溃是 1988年春。如果琼斯真的遵循波里什的建议，他便会在 1987年 10月危机来临的时候就赔了个精光。总之，琼斯的成功是基于我们之后谈到的原因，而不是基于他声称的原因。由此可见：天才并不是时刻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