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在21世纪初期之前，关于对冲基金都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它们时而被当做尽力使无效价格回归正常的稳定器而加以赞扬，时而又因其自身的不稳定性被视为威胁全球经济的因素而加以批判。问题的核心就在于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所推崇的杠杆效应，或者说是杠杆效应的众多衍生版本。杠杆效应使得大额交易成为可能，因此使得价格更有效，更稳定；但是，杠杆效应也使得对冲基金在面对冲击时变得脆弱。如果变动对交易不利，不多的资本缓冲会被飞快地用尽，从而迫使它们大量卖出，价格变得更不稳定。在 1994年债券市场崩溃和 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崩溃之后，关于对冲基金的这两种观点难分伯仲。在美国和英国，大家更看重对冲基金的稳定作用；在其他国家，引起恐慌的风险则得到普遍的关注。有趣的是，那些最欢迎对冲基金的国家也正是拥有对冲基金的国家。

随后 2007—2009年金融危机来临，每个关于金融的论断都遭到质疑。 20世纪 90年代的混乱还可以视为为复杂的杠杆融资所带来的收益而交的尚可接受的学费，但是 2007—2009年的骚动却诱发了 20世纪 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对冲基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

2007年 7月，一只名为索务（ Sowood）的对冲基金破产， 2007年 8月，约有 12只量型对冲基金同时减持，这导致了股市的大幅振荡以及几十亿美元的亏损。到了 2008年，形势更加严峻。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使一些对冲基金的资金被套，随之而来的混乱也使其他的绝大部分对冲基金遭受损失。

对冲基金需要钱，可是在雷曼事件之后的数周内都没人把钱借给任何人；对冲基金的策略建立在做空的基础之上，可是政府在雷曼带来的恐慌后对做空进行了限制，此时，对冲基金只能依赖于随时可能撤资的投资者的耐心。不过当世界末日似乎要到来的时候，投资者也没了耐心，他们撤回资金，而有些基金设置了一些门槛来阻止。现在，对冲基金带来的风险超过收益不是很明显了吗？它不但没有带来大稳健，反而引发了大震荡。

这个结论看上去很有道理，但无疑是错误的。这次巨变确实表明金融系统有问题，可是并不能表明对冲基金就是问题所在。

首先，这证明中央银行必须另寻他法实施货币政策，它们必须挤出泡沫，而不是注重消费价格的通货膨胀而忽略资产价格的通货膨胀——这也是从 1994年对冲基金崩盘就该吸取的教训。如果美联储在 2005年以前就抑制杠杆效应，提高利率，局面就不至于如此离谱，美国居民就不会将负债与 GDP之比从 1997年的 66%增加到 10年后的 100%；办理房贷的金融机构也不会不顾对方的还款能力而放出那么多贷款；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政府特许的房贷机构也绝不会亏损到重新让政府接管；花旗之类的银行和美林之类的经纪商也不会挥霍无度，疯狂地发放导致最终崩溃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

美联储之所以允许这种无限制的贷款，就是因为它只关注消费价格的通货膨胀，并认为忽略泡沫不会有什么问题。 2007—2009年的危机证明了这个想法有多么荒谬。当贷款的成本接近于零的时候，人们就会无限度地贷款。

这次危机也表明金融公司充斥着过度冒险动机，最明显的问题是“大而不倒”。华尔街的大企业胆敢冒险是因为它们指望纳税人帮它们埋单，而其他企业也煽风点火是因为它们相信政府会提供支持。不过“大而不倒”的问题主要存在于那些政府确实给予帮助的机构：商业银行有花旗，前投资银行有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保险公司有美国国际集团，货币市场基金也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得到了政府的紧急担保。对比之下，对冲基金没有靠任何直接的纳税人的援助捱过了这次危机——政府没有援助它们的先例。哪怕是 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衰亡时，美联储接管了公司的善后事宜，但也没有提供任何资金弥补公司的亏损。在那之后，也许有超大规模的对冲基金证实了自己确实“大而不倒”，这也是为什么最大的、负债率最高的对冲基金与高盛以及摩根士丹利有着同样的监管规则的原因。不过，绝大部分的对冲基金规模还是很小，不足以威胁整个金融体系。它们的倒闭不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尽管它们跌得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