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驻中国的记者，从表面上看，似乎融入了这个对他们来说还算陌生的地方，但是仔细想想，即使他们住在了老百姓中间，和周边的邻居已经非常熟络，他们依然无法感受到普通百姓的生活压力，因为他们只是去报道这个地方的过客，在这个地方他们生活得衣食无忧，所以，他们一直用一个局外人的眼光，看着这个地方发生的一切。不过，对于一个驻外记者来说，这种抽离感又是必需的，因为他所写的东西，并不是给他生活的这个地方的人看的。他必须在一个文化背景、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地方，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在这些记者里面， 有些人本身就是一部富有新闻性的传记。比如CNN 的吉米，菲律宾人，1971 年作为菲律宾共产党员访问中国，结果上了菲律宾的黑名单，留在了中国，在北京大学读书。不过有趣的是，他后来娶了当时菲律宾驻中国大使的女儿。直到现在，每年的圣诞我都会收到用他们一家人的照片制作的贺卡，一个快乐的家庭。

和吉米认识，是2003 年和他一起参加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发言人培训班，我和他从记者的角度，谈论我们需要怎样的新闻发言人。听吉米发言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他毕竟在这个国家生活了30 多年，他的角度，不单是从西方媒体人的视角出发，还有着他对这个国家的一种浓厚的感情。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媒体人的客观，他经常可以在重大场合获得提问中国领导人的机会，很多人相信，这是因为他的人脉以及获得的信任。但有的时候他的问题还是会把对方问得有些措手不及。比如2001 年，在上海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之后的记者会上，他问主席台上的江泽民，这次是不是告别演出，结果翻译都跳过了这段，最后还是会听英文的江泽民要求翻译如实翻译出来。

交往比较多的驻京记者，是在《华盛顿邮报》工作的潘公凯Phil。认识Phil 是因为在一次采访的场合，他主动上前打招呼，很明显，他是凤凰的忠实观众。之后才慢慢了解到，他是哈佛东亚系毕业的，而且当我于哈佛和在费正清图书馆已经工作了几十年的Nancy 聊天的时候，Nancy 对他的印象深刻，因为当年读书的时候，他经常到图书馆来看那些中文藏书。

Phil 和其他驻京记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有很多中国朋友，各行各业，包括不少公务员，这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虽然他算是在美国出生的台湾人，但是这些当年从大陆去了台湾再到美国的家庭，在大陆依然有着零零落落的联系。加上他的中文流利，所以不会依赖那些中国助理，不像现在的很多驻京记者，因为语言的问题，在采访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中国助理承担翻译甚至是采访的工作，便很难完成采访任务。和一些为驻京记者工作的中国助理聊天，我才知道他们现在甚至要完成英文报道的初稿，驻京记者的工作就是根据这些初稿进行重写，有时会在文章的最后加上助理的名字，表示鸣谢。当然，很多媒体不加上中国助理的名字也是出于对对方的保护，特别是那些被视为“负面新闻”的报道，如果用上中国助理的名字，有的时候担心会惹上麻烦，毕竟他们都是中国公民，还要在这个地方生活、工作。

有时我会和Phil 交换一些采访信息，他告诉我如何和那些政府不欢迎采访的人进行联系，特别是那些上访人群。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些驻京外国记者真的很厉害，因为每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不少上访者会马上想到给这些驻京外国记者打电话。而建立了联系之后，为了避免给这些上访者带来麻烦，这些记者的一个工作习惯，就是在街头的公用电话和这些人士进行联系，安排采访的时间地点，他们担心，如果用手机或者办公室电话联系，最后访问总是没有办法完成，因为当你到了约定的地点，会发现被访者等也等不来。

Phil 非常想采访我的老板，他也希望我能够转达他的采访意愿，当然，他的采访不是面对面聊天那样简单，他要求至少花一天的时间在我们的办公室里，甚至参加公司高层的例会，因为他说，只有这样才能够感受和观察出一个比较全面的场景，描述凤凰卫视这样一家地位特殊的媒体。最后这篇报道放在了《华盛顿邮报》的头版，也在网络上被广泛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