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邦彦少年时落魄不羁，后在太学读书，神宗时献上《汴京赋》，仕途坦荡，因精通音律，后屡被提拔，为朝廷作乐。故浪子气息较少，宫廷感受颇浓，有很强的帮闲意味；虽比柳永工密典丽，却没有柳永在世俗，尤其是青楼女子中的威望高，民间粉丝的支持率也不敌柳兄。

生活有时候像一枚双面硬币，你选择了仕途坦荡，为官而歌，就必须也同时放弃世俗的支持率和"井水皆可歌"的影响力。这恐怕也是上天的公平。

历史也总是绵延有趣，词在宋代最为发达，而词学理论的建构却在清代才渐趋完善。

所以，有人把周邦彦和清代纳兰性德进行比较，因为纳兰实在也是集婉约派大成的另一人。词中较量，犹如酒中乾坤，未必一定拼个你死我活，点到即止，分出不同，选定坐标便可。

而纳兰词和周词的不同也似乎显而易见：周词以形式胜，而纳兰词以内容胜。读周邦彦的词，会很容易发现周兄擅于移步换景，到处都是他雕琢出的琉璃美景，犹如一座装修豪华的宫殿。而读纳兰词，"人生若只如初见""当时只道是寻常"，随处充满了对人生况味的感慨。

换句话说，周邦彦以景胜，而容若以情长。这当然也与他们各自的身世相关。

纳兰生活在康熙年间，盛世繁华，一派歌舞升平，慷慨悲歌也是人生常态，贵族家世令其襟怀磊磊，情趣悠游，故而词中常见繁华落尽、真淳满地之感。而周邦彦所处的宋徽宗时期，一国之君居然溜出宫跑去嫖妓玩，可见国运已然破败。周兄食人俸禄，所作词曲必定要为朝廷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日子恐怕也不甚好过，青楼自然成了他缓释精神压力的"桃花源"。

周邦彦卒于1121年，几年之后，北宋就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