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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涌 这一年,我回到北京市公安局(3)

1978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 作者:苏峰


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薄一波、安子文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大案”得到彻底平反。安子文结束了多年的流放生活,由淮南回到北京。不久,安子文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我去党校探望他,我们见面后紧紧握着手,许久许久,?-也说不出一句话,我情不自禁地热泪夺眶而出,安子文同志也激动得眼睛湿润了。

“文革”后,当初与我面对面的中组部同志,曾两次来信承认对我这个老同志、老朋友犯了莫大的错误,表示要痛改前非。

当时的社会治安并不好

苏:北京当时的社会治安情况怎么样?

刘:当时的情况不太好,社会治安混乱,刑事案件激增,特别是青少年刑事案件,让人痛心疾首。为什么会这样呢?说到底,主要还是“文革”造成的。

“文革”前夕的首都北京,社会治安创造了历史上最好水平。广大群众拍手称赞,国际友人也赞扬北京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这是因为1958年,中共北京市委提出“一定要把北京市的社会治安和政治情况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求首都公安保卫部门加强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做好各项基础工作,把各种可能危害社会治安的因素和正在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都掌握起来,做到对社会治安的隐患能及时发现和消除,预防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对已出现的违法犯罪活动也能迅速查清破案,从而把首都的社会治安情况搞得清清楚楚,像玻璃板、水晶石一样,里面哪里有气泡、杂质,都可以一目了然。北京市的整个公安保卫战线,调查研究蔚然成风,各项业务工作由于情况清楚明白,措施得力,都突飞猛进,做得越来越主动。拿户口管理工作来说,基层公安机关对社会人口的了解,在?-有的基础上,?-过一年努力,到1959年,普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的派出所,对管辖区全部人口的了解,达到“四知”(即知工作地址、知通讯方法、知家庭情况、知现实表现)要求的,占97%,可谓了如指掌。有的分局,一年里逮捕、管制和劳动教养的犯罪分子中,根据对社会人口的了解而处理的,占96%。

这样的治安情况到“文革”前夕,到达顶点。可是打倒一切的“文革”一来,社会治安就混乱了,刑事案件也越来越多。“文革”长达十年,造成的影响是恶劣的,不仅砸烂了公检法,打乱了公安保卫战线,而且人们遵纪守法的概念也完全没有了,即使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这种恶果还不能很快消除。

苏:怎么打乱的?

刘:市委提出“一定要把北京市的社会治安和政治情况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一样”的工作要求,成了集中攻击的目标,被诬蔑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阶级斗争熄灭论”,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硬说要把北京搞成没有一个敌人,没有一个犯罪分子,没有一起案件的世外桃源,迷惑了许多天真的不明真相者。其实1958年市委在有关文件中,开宗明义就专门解释了“玻璃板、水晶石”的意思,是“要把北京市的社会情况搞得清清楚楚,了如指掌,一清二白”,是要走群众路线,尽可能地多了解情况,变被动为主动,减少产生治安问题的社会?-因。根本不是他们说的这么回事。

在林彪、?-青反革命集团“彻底砸烂公检法”的浩劫中,北京市公安局的干警遭受到林彪、“四人帮”和康生、谢富治、刘传新等的残酷迫害和摧残,成千的无辜同志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现行特务、三反分子等),有的被关进了监狱,有的被送到了良乡集中营进行严酷的审查;首都公安机关的组织机构被砸烂了,多年建立起来的公安基础及各项业务工作被摧毁了;队伍被打散了,思想被搞乱了,名声被搞臭了,人民警察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被破坏了。

结果,公安保卫战线的工作被弄成情况不明,两眼一抹黑,工作很快陷于被动,社会治安秩序日益混乱。歪风邪气泛滥,坏人坏事横行,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破案率急剧下降。群众失去了安全保障,连年处于“离家不放心,上班不安心,走路也担心”的状况。这样的情况,在1978年还是这样。通过首都公安保卫战线几年的努力,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的社会治安情况才逐步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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