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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笑一 我们也要走出去(1)

1978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 作者:苏峰


苏峰(以下简称苏):王老,您好!1978年北京发生了很多大事,譬如,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清查工作、大量引进设备和技术的“洋跃进”等,您是北京市委常委,还有一些印象吗?

王笑一(以下简称王):你刚才说的这些事情,我都参加了。但是我对这些情况,并不是十分清楚。?-济方面,我参与很少。1967年以来,我一直抓外事工作,1978年,我主要还是搞外事了。

外事工作的事与非

苏:“文革”结束后,当时清查工作比较全面,对现任的市级领导都清查了,据说吴德还在大会上作检查了。第一次没通过,第二次才通过的。

王:这个我没什么印象。不过,我从1967年来北京从事外事工作以来,跟吴德和丁国钰两人有一些工作交往。就我的了解,我认为他们是比较保守的人,怕出事,小心谨慎。“四人帮”的时候,怕得罪“四人帮”。像1972年就有这么一件事情,我带领杂技团访问亚非七国,?-青却借机扣我大国沙文主义的帽子。

苏:请您详细说说。

王:当时胡耀邦同志是中组部部长。那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没过多久我就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到了北京市。因为这里差一个宣传部长,耀邦同志找我谈,他也没告诉我应该怎么样,我能懂得他的意思。当时正在批判“两个凡是”,北京市贯彻不力,也可能是没贯彻,或顶着不贯彻。那时候林乎加是北京市的一把手,当时他的困难在于他的上面是华国锋主席,华国锋是提倡和坚持“两个凡是”的,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

三个多月访问归来,中央电视台搞了一个在七国拍的电影纪录片,每个国家一段,七段合起来是一个纪录片,每一段可分别送往不同的国家。我虽然是访问团团长,但并不知道这个电影纪录片拍摄的计划和情况,也没有审查这个电影纪录片。但这个电影纪录片报中央审查时,在参加这个记录片的审查过程中,?-青发脾气了。她冲着我来了。

苏:为什么冲着您呢?

王:因为我是团长,在各国的?-接宴会、各场演出和欢送会上我都在座陪同,露面的机会比较多,她就说我是大国沙文主义,太突出了,给我扣了个大帽子。中央电视台个别随访的人于是就另外搞了一个材料打我的小报告,说我怎么怎样大国沙文主义了,告我的状。其实,?-青就是想借题发挥,打击周总理。

苏:打击周总理?

王:是的。我们这个团出访是在周总理的领导下进行的,周总理主管外交工作嘛。而且,我在1945年时就在总理的领导下工作过,那时候跟随周总理与国民党进行黄河谈判[1]。1967年我到北京主管外事工作后,与周总理的接触日益频繁,譬如处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处理围攻苏联大使馆等事件,接待基辛格、黑格、尼克松等,都是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做了一些外事服务工作。

?-青看了中央电视台个别人的所谓“材料”后就更加肯定了,于是“四人帮”几个人看了就送给周总理。周总理看了之后,没有表态,就转给了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同志。吴德和丁国钰两位同志找我谈话,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据实反映了情况。

“四人帮”怪罪下来,吴德也很谨慎,不敢顶撞。他们觉得这是莫须有的事情,于是就要我以后别见报、别上电视,可照常工作。这样一段时间后,因为也得有个交代,于是就召开一个我的检讨会。在杂技团干部的会议上,我作了检讨。不料却成了对我的表扬会,杂技团的干部反映我和他们一起劳动、一起装台卸台,不辞劳苦,各国元首都很高兴,也很重视,这次访问很成功。于是弄了个“四不像”的检讨会。此后几年的时间,“四人帮”倒台后,我的帽子才算摘了,能出面工作了。

苏:吴德同志调走后,林乎加同志调来了北京。

王:是的。吴德是1978年10月调走的,当时正在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他主持了第一阶段的会议。11月,林乎加就调来北京了,主持了第二阶段的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北京市委得到了中央的批准,专门就天安门事件作出决定,并为天安门事件中遭受迫害的同志平反。林乎加在北京待了一两年就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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