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也觉得奇怪。但是我考虑过后，我的思想就很清楚了，这和一把手有很大关系。对华国锋这个人，我没有接触，不了解，但我知道他的资历，他是“三八式”干部，南下干部。那时候人们唱这么一首歌：“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当时我想，他突然成了国务院总理、党的主席，兼了很多职务，马上就好像跟毛主席一样了？我心里犯嘀咕。当时叶帅，还有后来出来的小平同志都认为他年轻，能担当大任。老同志都相信他，我也就觉得应该可以。但是后来，他做的一件事情有些过火。他出去视察工作，海军很多舰队去欢?-这位华主席，我就觉得有一些过火。

为什么我不能?-案？因为是毛主席批示的，我心里清楚。那时候还在继续批邓，华国锋推行“两个凡是”，这个情况下，事情就不好办了。但是，我自己也知道这个事情总有一天要弄清楚的。我觉得我们反映的情况是真的，不是假的，而且不是光我一个人，我们四个人一起写的。实事求是嘛。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

“天安门事件”见闻

苏：“天安门事件”前后，当时您有何见闻？

刘：当时我在医院养病，后来派到大兴劳动改造去了。再后来，我被派到校办的机械厂做钳工。天安门的消息大部分都是从工人那里得到的。当时还有一些学生也在厂子里面。清华是工科学校，厂子是清华自己的，有些学生在这里实习。我从他们嘴里也得到了一些消息。当然，还有熟悉的一些人，譬如从家里的人、邻居那里也能听到一些消息。

苏：他们都怎么说的？

刘：因为学校里不准悼念周总理，师生们到天安门去参加悼念活动都是冲破封锁出去的。4月3日晚上，有几位学生冲破迟、谢的严密封锁，步行到天安门，献上直径两尺的大白花，挽联上写着：“天堂笑看千万后来人，鬼狱哭煞几只烛正昏。”他们在天安门前发表演讲，怀念周总理，控诉迟、谢，引起了广场千万群众的共鸣。迟群后来把这几位大学生定为“反革命”，并在清华大学里大肆追查“反革命分子”、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

清华大学机械系有一位党员教师，叫作白新桂，在“四五”前夕，每天默默地往返于天安门与清华园之间，他一个人每天清早出发，晚上回家，?-也不说，去天安门和万千群众一起悼念周总理。为了表示对邓大姐的衷心慰问，他每天都把天安门广场上他认为最好的诗词?-写下来，分别整理，分次寄给邓大姐。1977年春节，邓大姐把这位教师接到中南海的家里，感谢他对周总理和自己的一片深情，并非常热情地招待了他。邓大姐还询问白新桂清华的情况怎么样？刘冰的情况怎么样？白新桂说：“他现在挺好。”当时刘达同志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尽管我还没平反，清华党委已?-给我恢复了组织关系，已?-不劳动了。白新桂回校后，专程来我家，转达了邓大姐对我的关心。我也很感谢邓大姐的关心。

支持我的两条线？

苏：您和胡耀邦、纪登奎等同志的关系似乎不错。

刘：是的。在吴德口述的《十年风雨纪事》[1]一书中，吴德说，毛远新曾对倪志福说，刘冰敢于给毛主席写信反映迟、谢的问题，因为背后有人支持。支持刘冰的有两条线，一条线是邓小平、周荣鑫、胡乔木、李昌、胡耀邦，一条线是纪登奎、吴德。纪登奎实际上是支持我的，1975年12月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纪登奎坐在我的前排，胡耀邦和我坐在后排，会议开始前，纪登奎转过身来，和我握手。这可以说是一种无声的支持。

但吴德并不是。我两次转信都同时给了吴德，希望能向吴德汇报情况。但他并没有接见我。在《十年风雨纪事》书中，吴德说，他接到我的信后，他曾?-找迟、谢，让他们找我谈话。又说，迟群回去和我谈，一谈就谈崩了。怎么谈崩的呢？说是因为纪登奎的女儿纪南。

我和纪登奎在抗战期间，都是做青年工作的，解放初期我在河南省委任青委书记时，纪登奎任许昌地委书记，我们互相之间来往较多，比较熟悉。纪南小名叫南南，她在清华学习，工农兵学员，礼拜天她常来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