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我看到一组数据，1978、1979年，北京市对那些?-料无来源、产品无销路、质量次、耗能高、长期亏损的企业，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产、转产、调整、合并，同时发展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这次工业调整初显成效，1979年，轻工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重工业增长速度（轻工业增长，重工业增长9%）。

李：轻工业一抓就有效。1981年，有些地方开始部分取消布票，有些地方从人均每年一张布票涨到两张布票。到1983年，北京市全部取消布票，我们长久以来一直在努力解决群众穿衣难的问题在这一年成功了。

苏：从1954年到1983年，布票的历史是30年，您在北京市搞纺织工业的历史也刚好差不多是30年。

穿衣难、做衣难由来已久

苏：1978年，北京市民有“五难”[5]，其中一个就是“做衣难”，这个问题是1983年解决的？

李：差不多。说起这个“做衣难”呀，话就长了。“做衣难”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存在，主要是因为?-料缺乏。没有?-料，就没有布料，也就做不了衣服。为了解决?-料的问题，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一直在努力。生产要前进，你就会遇见很多像观念呀、技术呀、?-料呀的问题，因此很多东西都要跟上。所以，穿衣难、做衣难由来已久。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做的努力完全没有成绩。

苏：对啊。我知道国棉一厂、二厂、三厂都很有名。一厂出了全国著名“的确良”衬衣；二厂、三厂开发、出口棉涤纶和人造棉等等。

李：我们的衬衫最初叫“冰山”牌，后来觉得“冰山”牌这个名字不是特别好，于是就改名叫“的确良”了，那时候就有这么一个说法：“的确良，的―确―良。”说明我们的衬衫做的是不错的。后来又改名，北京嘛，要取个能代表北京的名字，于是就改名为“天坛”牌衬衫。一厂?-过几十次的试纺试织，生产出坯布，再?-北京印染厂加工成漂白布，由大华衬衫厂、北京衬衫厂生产出成品。

苏：您当年穿过这个衬衫么？

李：我没穿。当时我们主要是做宣传，送了一些衬衫给一些领导和新闻人士。

苏：反响怎么样？

李：这些领导和新闻人士反响都很好。我们的衬衣质量好，另外，我们的价钱也不是太高，好像是12块钱一件。

苏：“文革”一来，大家都不搞生产了，“做衣难”的问题到1978年就凸显了？

李：当时问题是比较严重，一直持续了好几年。普通群众的需求满足不了，连出国人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置装都很困难。上上下下对北京的意见都很大。

这个问题是个历史问题。建国初期我们就开始在想办法，可北京一带不怎么产棉花，上世纪50年代北京郊区曾有10万亩棉田，可产出的棉花质量不好、又少，就改产了。之后，北京的纺织系统每年需要国家调拨10万吨棉、毛、麻、丝等?-料，从各地调运到北京，一旦调不进来，或者棉麻减产，纺织系统就要减产或停产。北京纺织可以说是无米之炊。

三年困难时期，也是我们厂子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就用棉秆皮，就是棉花秆上包着的皮。那时候已?-没有棉花了，没有?-料了呀，只好用棉秆皮。把这个先?-开、洗干净、泡软，再打散，用这个作?-料进行生产。这个也没多少呀，因为没有?-料，北京国棉一厂还一度关闭过，3000多工人分散到北京市各行各业。我被调到市纺织工业局。

为了解决?-料困难，我曾?-试图“就地取材”，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到郊区平谷、怀柔、大兴等地调查研究，还曾?-去过门头沟养羊，其实也不指着它了，只是什么办法都得想想，没办法呀。我们发动当地农民养羊，到时候再收购羊毛，结果见效太慢。这个羊长大了，你还得把这些羊毛纺成线，这又有一套工序，太慢了。解决不了缺少?-料的燃眉之急。

人称“化纤局长”

苏：您是怎样想到发展化纤工业的？

李：?-料始终是个问题呀。北京不产棉花，我只好另想办法。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验，发展化纤是解决城市纺织?-料匮乏的好办法。我想，北京守着燕山石化，多好的条件呀！我下定决心搞化纤，发展化纤的想法也可说是由来已久。1970年，刚恢复工作没多久，我就开始做起来了。当时是既没有资金，又没有太多专业人才，我就组织几个人做小实验。慢慢地摸索着做，条件具备后，我们又引进先进的化纤设备、技术，提出搞现代化。那时候，人们搞四个现代化的热情很高，都想着夺回十年“文革”浪费的时间和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