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军宣队刚要我下放的时候，我属于犯严重错误的三类干部，留党察看一年。后来到了农村，过了一两年后，又改成严重警告。再后来我到化工局，粉碎“四人帮”后，我又申诉，才把我所有的这些处分全免了。时间大概是1977年、1978年。

苏：那您算较早“解放”的干部了。

王：是的。那时候有些同志还背着处分，有些甚至到1981年、1982年才彻底平反呢。所以我们这批干部对市委的平反非常关心。我算中层干部，“解放”得稍早。高层一点的干部“解放”得比较晚一些。我记得我在化工局工作一段时间后，那时候我住在和平里，佘涤清[6] 放回来了，王汉斌[7] 放回来了，都住在和平里不远。王汉斌分配在一个厂子里任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后勤，是排在第十几位的革委会副主任，挺屈才的。我们?-常在一块打桥牌，分析分析形势。对于市委一些高层干部，也会偶尔聊一聊，譬如说郑天翔同志怎么样了啊，?-怎么样了啊。?-刚回来，就一起去看看。我还记得佘涤清刚回来的时候，我和张明义[8] 就去看他。当时很多人都不太敢走动，我们属于“我们就这样”一类的人，有点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这个意思，就去看望刚“解放”的同志。

1978年总的感觉是，北京市相当多干部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是对刘仁同志平反的要求。刘仁同志在“文革”前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做了大量工作，一定程度上，彭真和刘仁代表着北京市委，刘仁同志在“文革”期间不幸被迫害致死，因此北京市相当多干部非常关心，非常怀念。这一点，我印象深刻。

文化的大变化――内部电影、文艺演出和内部小说

苏：刚才您谈到了文化上变化不小，具体是哪些变化？

王：文化上变化比较大，我记得至少有三个方面：内部电影、文艺演出和内部小说。

1978年的物质生活虽然没什么变化，但文化生活有一个亮点――八个样板戏的时代终于打破了！这个时候最流行的就是看内部电影，哎呀，看内部电影成为我们这些干部当中非常有乐趣的一件事情。当时化工局我们这几个人每逢有内部电影，几乎必到。各大部委好多礼堂都放内部电影，还有就是不定哪个单位搞来了片子，就放，于是就发票，要搞到票都是靠关系，于是就有专门的人成天在那里倒腾票。那时候我们几个都很喜欢看，化工局工会的同志很积极地去弄票。有时候一弄还能弄到好几十张票，于是一帮子人一起去看。

我记得有一个电影是关于朝鲜一个女谍报员的，连着三集，一演就演一夜，从晚上12点一演演到早上5、6点，在北京展览馆放的。我记得这次是我爱人弄的票，弄到票的时候很晚了，拿到家里来了，大概有十几张票，找?-去呢？一个得找有交通工具的，还得有人爱看，一看得看一夜啊。我就给化工局几个头打电话，他们都是爱好者，兴奋得很，于是要了车到我们家来，把我们接上，一块看到第二天早上。第二天早上还要开化工局的常委会，我记得这次看完电影后，去赵庆和那里吃了点东西，接着开会去了。挺困的，但是还是得想办法开好会。你看，我们那时候瘾头就到这种程度。当时很多人业余时间都在想：现在在放什么电影呀，怎么样搞到票？

苏：都有些什么片子？

王：那时候的内部电影，哪个国家的都有，有日本、朝鲜、南斯?-夫、罗马尼亚的，连美国电影也有。我现在都记得，一个是《魂断蓝桥》，一个是《鸳梦重温》，你们现在很多年轻人知道《魂断蓝桥》，但知道《鸳梦重温》的不多，我给你讲讲《鸳梦重温》讲的什么故事。它是讲一个英国的贵族军官，在战争中被炮弹震伤，过去的记忆完全丧失了。因为记忆丧失了，忘记了自己的家乡、父母，自己从医院出来的路上，就碰见一个女的，后来和这个女的恋爱了，等于他的生活重新开始了。他们结婚后住在一所房子里，两个人感情很深。后来这个男主人公身体慢慢恢复后，给报社写信找工作，报社也录取了他。他出门准备走的时候，他爱人给他装好了箱子，拿着房门的钥匙。结果他这一出门，叭，又出车祸了。这一撞，他把和他爱人这一段的记忆全忘记了，以前的事情又记起来了，想起自己是什么家族的贵族军官，回到家族去生活了，他的爱人在家里却怎么等也等不到他。不过，他拿着手里的钥匙一直觉得很纳闷，箱子已?-存在旅馆了。这个男的后来成为一个大公司的?-事长，出名了，这个女的在报纸上看到了，就去找他，他实在想不起来。女的很痛苦，就考到这个公司工作，甚至做了他的秘书，老启发他，可男的始终想不起来。?-过若干年后，女的几乎都不抱任何希望了。但这个男的一直没有结婚，他一直觉得有问题，有时候坐在那里，手里拿着钥匙，不停地想，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个女的老启发他，说起医院出来的路上有一个咖啡馆，还去旅馆把箱子拿来给他看，他都若有所思。有一次，他自己沿着医院出来的路上一直走，走到他们两个曾?-的家门口，钥匙往里头一捅，门开了。他回头一看，那女的也来了，他突然就想起来了，两个人拥抱，电影也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