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邓小平给文化部的批示，虽说全国都得支持中央嘛，但那时候人才难得，各地都看得紧，都不愿意给。因为我们看中的演员都是人家的骨干。

苏：那怎么办？

王：那也得要！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去安徽招人，在火车站等了半天，没人接。同一辆火车上下来的还有中宣部文艺局王仪局长，他现在已?-去世了。王仪也去安徽，好像是开一个会，当地文化局前呼后拥地来?-接他。

王仪看到我，说：“你怎么也来了呀？”

我说：“我招生来了。”

“住哪儿？”

“不知道呐。”

我问他住哪儿。他说，他住哪哪哪，好像是稻香楼。我说，那好，你忙吧。然后，他就走了。

我们俩在火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没人来。人生地不熟，只好给王仪打电话。刚好，文化局局长在他那里，我们也就去他住的那个饭店住下了。沾了王仪的光。

安徽省委书记和省长他们也在这个饭店。吃饭的时候，都在一个小餐厅里吃，于是就都认识了。我们在安徽选了两个演员，一个是文工团的男演员李小祥，还有一个是刚分配来的男中音尹根生，可文工团和文化局不给。于是想了些办法，总算调过来了。

这回我们选的演员都是高个儿，男的都是一米八左右，女的都是一米六四左右。?-来的演员个儿小呀。换代都得换大个儿的，站在舞台上形象好。当时招了一二十个吧，外地选调，北京也招。

人招好了，就开始排《白毛女》。十年没有表演了，很多人都想亮一下相。那时候只要?-一登报，?-就没问题了；如果还没登报，估计就是还没“解放”。我们的老导演舒强那时候还没“解放”。我们只好自己组织起来先排练。过去参加过《白毛女》的演员和导演的“老人”们，包括和王大化在延安一起演《兄妹开荒》的李波；有过去在延安演二婶的韩冰，还有周星华；再加上后来在剧院参加排演的于夫，他参加过导演工作；然后就是我了。

我在解放前就在《白毛女》中饰演黄母。1962年，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舒强导演又组织排了一次《白毛女》，这次是所有老演员都参加的，可谓盛况空前。我是场记，有幸从头到尾跟着舒强导演，比较熟悉，知道一些他的新思想元素，一些唱段也改了。调度什么的，变了许多。

因为这个过程我了解，所以这个戏就由我来做执行导演。尽管我是执行导演，最后在导演名单上有五个人，舒强后来也上了导演名单。

苏：用的人都是新人？

王：不是。还是?-来的那些人。主要演员还是那些?-验丰富的老演员。?-过“文革”的一些事情后，演员们的理解更有深度。

李波演的黄母演得非常入骨，有人说跟?-青一个样。把地主婆的那个刁钻劲儿演得淋漓尽致，以前可没这么精彩。大家一看，都觉得太精彩了。专家说，李波演得炉火纯青。

过去杨白劳都是一个劲只知道磕头，大家都觉得这可不行。把农民写得太懦弱了，应该有反抗。对几个人物的解释又深入了一步，揭示人物性格也就更淋漓尽致了。

作曲是马可，他是《白毛女》?-作曲者之一，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曾兼我们剧院的院长。他改了两个唱段，一个是喜儿从山上下来，唱“恨似高山愁似海”，是梆子的风格，特别有气势。一个是喜儿碰上黄世仁，“喜儿我又来”，特别有气势。这是延安时期都没有的。郭兰英就是唱山西梆子的，所以效果非常好。

苏：演喜儿的是郭兰英？不是李元华？

王：对，这次都是老演员演，新演员学。

李元华后来也排了，也是我排的。刘玉玲也借来了，但是她一直用不上。把人家借来了，不用人家也不好，于是就采取业余的办法。我自己给她配戏，一会儿杨白劳，一会儿赵大叔，好几个角色换着给她配。刘玉玲学东西很快，两个礼拜后，我先请剧院的工作人员来看，连排反映很好。因为刘玉玲是唱河北梆子的，郭兰英是山西梆子。我再请院艺术委员会的人过来看看，看了之后说还可以，但还是不同意上，觉得太仓促了，只剩最后三场演出了。

因为我的坚持，最后还是上了一场，演出还不错，也圆了她演唱歌剧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