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武汉大学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洋务运动首先要突破器物的意识形态规制，就像我们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首先要突破“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重围一样，要撕掉“姓资”的标签。这个标签不撕下来，推进市场经济就是天大的卖国行为；这个标签不撕下来，改革就无从下手。而且这种贴标签就像愤青派送汉奸、卖国贼一样顺手，让人分明地感受到处处都有雷区，稍不留神就会引爆。

十分遗憾，一百多年过去了，作为洋务运动的产物，武汉大学居然还有这些食古不化、狭隘到头的贴标签者，委实对不起张之洞一番心血。

这样的人不独武大有，也不独大学里有，所有企图给外国器物贴上意识形态标签的人都会做出“标签爱国主义”行为，小到见不得一件和服，大到抵制所有洋货，皆然，区别只是根据需要进行放大与缩小。

孔夫子讲过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就不要强迫别人去做。这是做人最基本的要求，自己拒毒品于千里之外，却教唆别人去吸毒，那是包藏祸心。

如果人们总能“勿施于人”，世界倒也太平。世界之不太平，很多时候是“己有所欲，强施于人”。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别人不喜欢，就强人所难，矛盾就来了。愤青有一个特点，就是强人所难，他们抵制美货、日货、法货之时，你不抵制，你就是汉奸，你就是卖国贼，你就是拿美元日元法郎的。“武大学子怒斥和服母女”就是诸多事例中的一例。

之所以“己所有欲，强施于人”，因为愤青常常觉得自己是一片好心，而此时背后还有众多的支持者，就更增加了“强施”的勇气和戾气。所以，校园学子面对社会上的人，也敢义正词严地警告——“不要穿和服在武大拍照！”

倘若觉得自己喜欢的（如偶像）、热爱的（如国家）比什么都重要，自己仇恨的（如日本）、抵制的（如洋货）比什么都可恶，就更有了强迫的理由。别人不“合作”、不“配合”，“简直不是中国人”，不管用辱骂泼粪、出手打人之类的手段来“强施”都合情合理。至于对方的个人趣味审美选择、买卖洋货等于国无损的权利皆不在考虑之列。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心理，狂热的爱国者仇日，一并连和服日货也仇视了，并且因为这种仇恨被视为“政治正确”和道德优越，而强求别人也一起仇日。如果人家不仇日，或者虽然仇日，但还是穿日本服、用日本货、吃日本食、看日本片，就用强迫性、攻击性的语言和行为来对待，像“不要穿和服”的劝告，已经相当温和了。不过对于男性愤青而言，日本AV似乎不在仇视之列。

一个人认定的东西可能是事实正确的，也可能是目的高尚的，但因为强迫就可能让其行为变成错误的、可耻的，自诩高尚的人也可能变成极端无耻的人。历史上，无数的人祸，往往是某些人打着高尚的旗号，号令强行、践踏权利的恶果。

因此，不懂得尊重别人的自由权利，甚至因强制而剥夺别人的自由权利，无论多么高尚的借口，都是值得怀疑的。理由是，再高尚的目标也要以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我们爱国，就要爱那并非恶意的、穿了和服的母女，就应该尊重她们穿和服的自由与权利（因为并无法律禁止中国人在公开场合穿和服），否则，强迫的行为可以理解为践踏自由权利的恶行。

有些人说，武大有规定不准在樱花园穿和服拍照，我不知道是否有这一规定，这一规定是否有法律的依据。根据“法（法律非一般规定）无禁止即许可”，武大能不能禁止别人穿和服有待商榷。如若武大的规定站不住脚，也有“己有所欲，强施于人”之嫌。

对于中国人而言，爱国经常是不怎么需要多说就知晓的，学会如何尊重他人的自由和权利却有很多课要补。爱国时，我们以尊重他人的自由权利为前提，不粗暴强行越界，那么，爱国就会变得理性可爱起来，而不会像现在的愤青这样，用践踏同胞的自由权利来换取攻击假想之敌的爱国口号，哪怕使用外国器物是一个人的权利自由，也会被毫无理由地禁止，而且，践踏了别人的自由还觉得自己格外荣光、格外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