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一早我租了一辆车，我们出城沿着哈德孙河开了一百英里。我们在哥伦比亚郡一家重新装修过的殖民式风格的小旅馆住了三天，睡的是垂着帐幕的四柱床，房间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视，倒是有一只瓷夜壶。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没有看电视，甚至都没有看报纸。

等我们回到纽约时，已经是星期二下午了。我送埃莱娜回家，还了车，回到我的旅馆。在旅馆的会客室，有两个老家伙正在讨论霍尔茨曼的案子。“那个凶手，我看到他有好些年了，”其中一个人说，“给人擦车窗啦，要小钱啦，我一向说这狗娘养的有问题。你在这城里住久了，直觉自然就灵。”

十一大道屠杀案，某家花边新闻小报仍持续不断地在报上使用这个名称。虽然这个案子已经暂告一段落了，但由于两个因素的结合，使这个案子紧紧抓住一般人的想象力：被害人是年轻的都市专业人士，不像该遭到这样的横祸，另一方面，凶手是一大群无家可归的游民中的一员，本来就特别惹人嫌恶。

都市游民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的时间太久了，他们的数目增加又太迅速，从事慈善募捐的人所声称的善心早已开始疲乏。某些东西让我们憎恨这些游民，而现在更有了更充分的理由。我们一向隐约觉得他们代表某种轻微程度的危险。他们闻起来有股臭味，他们有各种疾病，他们满身虱子。他们的存在引发我们的罪恶感，提醒我们整个社会制度出了问题，他们之所以出现在我们中间，正因为我们的文明在他们的四周衰颓。

但谁会想到他们会携带武器、充满危险，开枪杀人？

看老天分上，把他们抓起来，让他们从街上消失，让他们离开我们的生活。

整个星期，这个故事一直是大新闻，直到一个有名的房地产大亨自杀的消息占领头条之后，才逐渐平息了下来。（他找了他的律师及两个朋友到他的屋顶公寓，跟他们喝了一会儿酒，然后说：“我希望你们来这里作证，所以没有人能绘声绘色地说我是被谋杀的。”没等他们明白过来，他已经走上阳台，跨出栏杆，静寂无声地从六十二层楼上纵身跳下。）

星期五晚上埃莱娜和我回到她家。她做了意大利面及沙拉，我们就坐电视机前吃。夜间新闻里有一个女人正在把不同的新闻故事凑一起，她将房地产大亨和乔治?萨德斯基进行比较，一个是应有尽有、却偏偏选择自杀的房地产大亨，一个不值得活下去的人，却夺去了另一个人的生命。我说我看不出来这两个案子有什么关联，埃莱娜说这是唯一能把这两个人的名字塞到一个句子里的办法。

之后他们放了一段先前的采访录音。受访人自称是巴里，是一个骨瘦如柴的黑人，白胡子，戴着一副玳瑁框眼镜，据说是凶手的朋友。

他说，乔治是个温和的家伙。喜欢坐在长条椅上，喜欢散散步。从不打搅别人，也不喜欢别人打搅他。

“惊人的发现。”埃莱娜说。

乔治并不喜欢跟人要钱，巴里继续说。不喜欢跟人要任何东西。当他需要钱买啤酒时，他就捡铝罐去换退瓶费。他总是把其他的垃圾整整齐齐放回去，所以不惹人讨厌。

“是个环保主义者。”她说。

他是个非常平和的人，巴里说。乔治有没有提过他有一把枪？巴里觉得他也许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不过，乔治说过的话可多了。他曾经去过越南，你知道，有些时候他把现在跟过去全搞混了。他可能说他正做什么，听起来好像是昨天的事，其实发生在二十年之前，更别提他可能压根就没做过那桩事。举个例子：拿火焰喷射器放火焚烧茅屋，开枪杀人。当他提到茅屋或喷火器，你知道如果真有其事，肯定是发生在二十年之前，因为在西五十七街上，茅屋跟喷火器可是非常少见。不过开枪杀人，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这是埃米?瓦斯宾德在地狱厨房所作的报道，”那个记者说，“这里虽然没有茅屋或喷火器，但开枪杀人可就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