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就说我会查查看，”我告诉埃莱娜，“他在桌上放了一千元，我收下了。别问我为什么。”

“同情心，”她说，“一种社会责任感，要看到正义得到伸张。”

“还有什么可能？”

“说不定你需要钱。”

“我是早学会了有什么抓什么，”我承认，“但这样的案子赚钱不容易。你加倍工作，想要你的顾客不白花钱，但最后总觉得自己是在骗钱，因为不可能有什么像样的结果，事实明摆着，应该对我有相当的影响才对，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并没有生效。”

“你相信是乔治杀的？”

“我想是的，我相信我告诉汤姆的理由。”

“但还是怀疑。”

“并不多，”我说，“不怎么怀疑。”

我们在格林威治村吃晚饭，又去了布里克街的几家爵士乐俱乐部，之后叫部出租车回她家。清早她煮了一壶浓咖啡，烤了两个罂粟子百吉饼，切了一个木瓜。阳光从客厅的窗子洒进来，埃莱娜边看着我们带回家的《纽约时报》边告诉我，这样的好天气不会长久，中午时分云层就会浓密起来，傍晚和晚上极可能下雨。“明天会是晴天，”她说，“对我一点好处也没有，明天是星期一，美术馆全都关门。”

她在修另一门摄影课，这门课叫“从摄影镜头看都市景观”。上城纽约市立美术馆有一个展览，她应该在下次上课前去看看。

“我猜下雨还是得去。”她说，“你计划做什么？”

“我想到我住的地方附近走走。”

“我想也是。地狱厨房还是克林登？”

“都可以。我得踏破铁鞋地跑跑，开始挣汤姆?萨德斯基给我的一千块。另外我约人有事，之后我会照常跟吉姆?费伯一块儿吃星期天的晚饭。

“嗯，我可能去健身房，”她说，“我也可能直接上美术馆。然后回家把我自个儿种在电视机前。为什么当节目是英国人制作时，你盯着电视就不觉得这样糟糕？”

“和他们说话的方式有关吧。”

“一定是，如果阿利斯泰尔?库克12肯替他们作节目介绍，就连《美国斗士》这样的节目也会看起来有教育价值。如果你有空，今晚打个电话给我，不然我明天再跟你联络。代我向吉姆问好。”

我说我会的。有意无意间，我没有跟她提起两点钟跟过去的女友有个约会。

多年前，当打电话只需要一毛钱时，你在一间小小的、有玻璃有门的电话亭里打电话，里面没有车声，没有风雨。说不定在某些地方仍有这样的电话亭，但在纽约，这样的电话亭逐渐消失，每改一次造型就少了一点遮盖。现在只剩一个电话附在一根柱子上，总有一天会连柱子都没了。

我感兴趣的那部电话位于十一大道与西五十七街交汇口。我知道这是格伦?霍尔茨曼死的那天晚上用的那部,而且附近只此一部，所以不该有错。我从埃莱娜家走出来，穿越半个城到达这里，已经是十点半左右了。我一边等信号灯变色，一边观察那座电话，然后我过街拿起听筒，听了听里面传来的嗡嗡声，把听筒放了回去。

虽然我在西北旅馆住了好多年了，但我很少在十一大道上行走。这个地段尽是卖车场、仓库、建筑材料供应中心及修车店。他们现在都关门了，就像枪击案发生时一样。

我在谋杀现场走了一圈，试着捕捉一点临场感。那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没有粉笔画出尸体卧在地上的印子，没有圈出犯罪现场的黄色塑胶带。

也看不出任何血迹。

我可以想象他站那里，拿起听筒，从口袋摸出一枚硬币，丢进投币孔里。然后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让他回转身来――也许是声音，也说不定是从眼角瞄到的动静。他开始逃跑，但就算他已转身，子弹已经射出去了，他被击中倒地。

子弹射中他肋骨的右下方，射穿了肝脏，射裂了连接肝脏的大血管。

一个致命的伤口，不过他命不该绝，这个伤口还不足以要他的命。他在地上滚向开枪的人，那人在近距离之内又向他开了两枪。一枪穿过肋骨凿过肌肉，但算不上重伤。另一弹却找着了心脏，造成了当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