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吹着冰凉的风，你几乎可以感觉到暴风雨就要来了。我走到卡纳尔路与第六大道交汇处的IND15车站。我一定刚错过一班A线地铁，因为我足足等了十五分钟下一班才来。我到车站的时候，月台上半个人也没有，列车终于出现时，月台上还是很冷清。

我在哥伦布圆环下车，当我站街上时，大雨迎面倾泄下来。少数几个下车在外的人不是躲在门檐下，就是在跟他们的伞挣扎，努力不让大风把伞吹开了花。在五十七街另一角，我看到一个男人拿份报纸顶头上，还有一个男人缩着肩膀在疾走，似乎想躲闪劈头盖脸的雨水。我懒得采取任何避雨方法，索性让雨淋个够，就这样一路走回去。

我一走进前厅，雅各布在桌子的那头望了我一眼，轻轻吹了一声口哨。“老天，你最好赶快上楼去洗个热水澡，”他说，“像你这样胡来，简直是找死。”

“没有人可以长生不死。”我说。

他好奇的看了我一眼，又回去做《纽约时报》上的填宇游戏。我上楼到房间洗澡换衣服。站在水龙头下，强迫自己除了落在脖子及肩膀上的热水外，不去感受任何其他的事。当我终于关了水踏出浴缸，整个小房间看起来就像一个土耳其浴室。

洗脸池上的镜子蒸气弥漫，我也不去动它。我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看起来有多老多疲倦，我并不需要亲眼求证。

我穿上衣服，想找个电视节目看，我决定看CNN的新闻，但其实看什么都无所谓，反正我的心思不在上面。

过一会儿我关了电视。原来头上开着的那盏灯，我也把它关了，我就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雨。

我跟吉姆?费伯约好在第九大道的湖南狮餐厅碰面。我到的时候约六点半。从我住处走来不过几条街，我带了伞挡雨。这次雨伞并没被吹翻。雨仍旧很大，但风势已经小了很多。

吉姆已经到了，我一坐下来，服务生就递来菜单。桌上已放好一壶茶，以及两只茶杯。

我打开菜单，找不到什么感兴趣的。“你今晚可能得吃两人份了，”我说，“我没什么胃口。”

“怎么回事？”

“哦，没什么。”他看了我一眼。他是我戒酒协会的辅导员，也是我的朋友。几年以来，我们每星期天晚上都会一起吃饭，难怪他立刻发现我不对劲。“呃，昨天我接到一通电话，”我说，“是简打来的。”

“噢？”

“她要我去她家。”

“有意思。”

“不是像你想的。她有话要跟我说。今天下午我去了她那里，她告诉了我。”

“然后呢？”

我飞快的说了一遍，不想让这些字塞在我的喉咙里。“她在等死。她诊断结果是胰脏癌，只有不到一年时间可活了。”

“天哪！”

“我觉得这对我的打击很大。”

“我想也是。”他说。这时服务员拿着纸笔出现，准备帮我们点菜。吉姆说：“就让我来点吧？给我们来盘凉面，虾仁花椰菜加辣，以及左宗棠鸡。”他对着菜单眨眨眼。“不过在这家餐厅，好像叫孙将军。不同的菜单，不同的拼音，我猜是同一个将军没错。天晓得，反正总是同一道菜。”

“是道好菜。”服务生说。

“我知道是好菜。如果你们有糙米饭，我们要一点。”

“只有白饭。”

“那就白饭。”他递回菜单，替我们斟满茶。他对我说：“如果我俩住在中国，我们会每星期天晚上出去吃施瓦茨科普夫将军鸡吗？我可有点怀疑。马修，你刚才说的事糟糕极了。是不是完全确定？难道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似乎是这样。根据她所说，诊断的结果就像宣布死刑一样。但情况却比死刑还糟，因为你不能靠上诉拖延时间。这就像西部时代的边界判案一样。他们下午宣判，第二天一早就把你吊死。”

“实在太不幸了。简几岁了？你知道吗？”

“四十三，四十四，差不多这个岁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