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回旅馆，在途中买了一个热狗及一杯木瓜汁。我在柜台查有没有留言，并没人打电话来。我在隔壁熟食店买了杯咖啡，到对街凡登大厦的小公园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掀开咖啡杯盖子，但咖啡太烫了不能喝，我把它放长条椅上，拿出笔记本。

我边写边想，从假设乔治·萨德斯基无辜开始。要想证明这点是白费工夫，我要做的是找出其他可能做这事的人，一个有理由杀格伦·霍尔茨曼的人，或一个跟乔治一样缺乏理由但却做了这件案子的人。

格伦·霍尔茨曼。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到他的公寓顶楼。如果我转过头去，可以看到我们在晨星最后一次谈话时所坐的桌子。莉萨失去了孩子，他告诉我。那个下午我替他感到难过，但我还是拒绝与他接近。我觉得跟他之间有距离。而我很高兴跟他保持距离。我并不想要了解他。

现在看起来我非得要了解他不可。调查凶杀案，我提醒乔，最好从被害人着手。要找到凶手，你在找一个藏着理由杀人的人。要找杀人的动机，你首先得了解被害人。

如果有人有理由的话。

说不定他只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一个错误的地方。也许他碰上了拦路抢劫。听乔说起来很不可能，哪有抢匪会先从容解决被害人，然后不拿钱就一溜烟跑了的？他说的不是没道理，但大部分的罪犯是这样的。他们做事没头没脑，冲动，缺乏理性，善变。只有少数具备镇定和组织能力。绝大部分的罪犯只要一离开家，一定会做点愚蠢的事。

不只是拦路抢钱的小贼可能会无端杀了霍尔茨曼。在一个有太多人都携带枪械走来走去的城市，一句话没说对都可能惹来杀身之祸。任何争论――譬如说为了用公共电话而争执，都有可能引发暴力。

或许他是被错杀的。几年前在莫瑞希尔区19的一家餐馆里就发生过。四个人，有三个是做毛皮生意的，第四个是他们的会计师，才刚坐下来点了饮料。两个人进门，其中一个掏出一把自动武器，往他们桌上扫射，杀了那四个男人，还把邻桌的一个女子也打伤了。

很明显的是黑社会暗杀。之后一两个星期，侦查重点集中在黑社会的势力是否进入了毛皮业，或是否有证据可以把任何一个死者与某个犯罪集团连接起来。结果却完全不是这样，他们跟犯罪集团的关系就和他们跟街上的自动售货机一样。目标原来是另外四个人，他们是泽西市与黑社会挂钩的一家建筑公司头子。凶案发生时，他们坐餐馆另一头。那个杀手有严重学习障碍，当他该往右转的时候，他偏偏向左转了过去。（《邮报》的标题是《致命的错误》。）

这种事是会发生的，每个人都会犯错。

所以现在有两个方向：我可以去查被害人，或是查案子发生的经过。我正想丢个硬币来决定，这时看到离我二十码处有一张熟悉的脸。头发发白，高颧骨，窄鼻子，玳瑁框眼镜，肤色跟我的咖啡差不多。那是巴里，乔治?萨德斯基的朋友，他正坐在一个盖着的牛奶箱上，拿一个三尺高的水泥块当桌子。上面放着棋盘，他一面抽烟，一面研究棋局。

我走过去叫他名字，他抬头一看，很快咧开笑脸，但他的眼睛并没有认出我来。“我认得你，”他说，“马上就会想起你的名字来。”

“马修。”我说。

“你看，你的名字由特别专递送到。坐下来，马修，你下棋吗？”

“我知道棋子该怎么走。”

“那就是你知道怎么玩了。下棋不过如此，你一直下，直到有人赢了。”他两只手各抓起一只棋子，把手放在背后，再伸出来放在我的面前。我碰了一碰，他张开手，是一只白子。

“你看，”他说，“你已经赢了，该你先走，摆好棋，我们来下一盘。不赌，只是打发时间。”

在他桌子对面还有一个塑料牛奶箱。我坐下来布好棋子，看了一会儿，出手把国王前的小兵前进了两步。他也照样下了，我们不温不火地开了局。当我顶出我的主教去逼他骑士时，他说：“啊，这招是西班牙开局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