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埃莱娜，不论是哪一层，都是那最后的半英寸会要你的命。

就我所知，霍尔茨曼所住的就是一座哈蒙?鲁滕斯坦的大楼，但我不能完全确定，所以不知道到底哪扇窗于是他们的。当然至多只有两种可能。此时西沉的太阳反射在大楼朝西的那一面，所以无论如何，我看不出来他们可能住的公寓是否开着灯。

我想，天哪，为什么不去打个电话。

角落里有两部公用电话，一部坏了，另一部不收硬币，只收NYNEX电信公司的电话卡。电信公司每个月寄账单来时都要给我一张电话卡，但我懒得再多带一张卡，所以直到目前一概拒收，不过如果投币电话再不断消失的话，我就非得搞一张不可了。然后就像其他人一样，我会开始奇怪怎么可以没有它。

我过街在阿姆斯特朗酒吧打了电话。以前我几乎就像住在阿姆斯特朗一样，所以当我刚开始戒酒时，我总刻意避开这个地方。我没去光顾的时候，吉米失去了他的租约，他的店从五十八街和第九大道交汇的东南侧搬到现在的地址。我同样避开他的新店。不仅如此，我也绝不踏进在原处新开的店，那是一家毫不相干的中国餐馆。（有一次吉姆·费伯建议星期天晚上去那里吃饭，我告诉他那不成。“在那家餐馆没开之前，我常去那里喝酒。”我解释给他听。他并没有对我的句子或逻辑多加追问。只有另一个曾经酗酒的人懂得我的意思。）

之后的一天，另一个朋友，也是一个终于戒了酒的酒鬼，建议去阿姆斯特朗吃晚饭，自此之后如有需要我就去。现在我是有理由去，但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在挑战我的选择。难道附近没有其他电话？难道不能用那座咖啡馆里的电话？为什么我在找借口在酒吧外面流连？

浪费心智可能是件可怕的事，但听从它是更糟糕的选择。我告诉我的心，多谢费神，走进去打了电话，先打114，再打我抄下的号码。莉萨?霍尔茨曼的电话响了四声，接下来我听到她丈夫录下来的声音，他告诉我现在没人在家，要我在听到哔一声后留话。“现在请稍待。”他说。不错，我是等到了哔的那一声，但我接着挂了电话。

这不是我第一次听一个已经死去的人的声音。多年以前一个叫波尔蒂亚?卡尔的英国应召女郎被一个顾客杀死――她的顾客，不是我的――有一天我喝得大醉，醉得打电话给她，但一听到她的声音，我就立刻惊醒过来。当然这是她的应答机，等我一明白怎么回事，我又不省人事了。

应答机当时还不多。现在除了我之外，每人都有一个，而我们也习惯听到死者的声音。不久之前我打电话给一个朋友，是汉弗莱?鲍嘉27的声音接的电话。一个礼拜之后我再打给他，换成是塔卢拉?班克黑德28。你可以买一种录音带，通过现代神妙的科技，让早已仙逝的名人为你接电话。“亲爱的，我的伙伴杰里?帕尔米耶里现在不能来接电话，不过如果你留下电话号码，等我们捉到了那批一直在名单上的嫌疑犯，他会立刻给你回电话。”

格伦?霍尔茨曼的声音不比波尔蒂亚?卡尔的更吓人，也不此塔卢拉的令人惊奇。但我一开始就有点不平衡，在一个我不想去的地方打一个我讨厌打的电话，而我只要有一点儿借口就想借机溜走。在这种情形下，就算是约翰?韦恩29接的，我也会立刻把电话挂了。

回到旅馆后我又试了一次，再次听到他声音时，我还是决定不要留话。跟她说话是一回事，要她打电话给我是另一回事。我再一次静听那一声哔，再一次，我没有回答。

我打电话给埃莱娜，告诉她我不记得我们晚上有没有计划。她说没有。“但我想要看到你，”她说，“只是我不想离开家。”

“我也是。”

“那我们想要在一起就难了，”她说，“除非我们打一个晚上电话，把那时间用个精光。”

我们找到了解决办法。“离开我的地方没问题，”我说，“我只是不想离开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