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跟着混了大约三年之后，我开始跟我的几位教授讨论毕业论文的主题。事实上，他们并不像我那么热衷于对黑暗之王毒品帮派及其不同凡响的老大做深度研究。他们对于社区里标准的社会学问题更加感兴趣：顽固的贫困、内部的暴力、枪支的盛行、住户与政府之间紧张的关系，以及，他们不那么感兴趣的，社区如何与帮派共处。

我的教授们说，如果我能够把这些题目研究好，我就可以解释罗伯特 泰勒的租户们是如何真正行动的，而非只是简单地讨论他们的行为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差异。

威尔森尤其坚持我要以一种更为宽泛的视角来看帮派及其在罗伯特 泰勒的角色。因为社会学有着非常强烈的“社区研究”的视角，他希望我可以写一份有关高楼住宅计划区日常生活的成熟报告。

他还说，他开始担心我在计划区的安全。这时候，我已经开始打高尔夫球，以便和威尔森这位高尔夫球痴在一起待得更久。“我在经历梦魇，素德，”他有一次在球道中间面无表情地说，“我很担心你，我真的希望你考虑一下和其他人待在一起。”他慢慢走开，没有告诉我应该观察的“其他人”是什么人，但是我知道，这意味着帮派之外的任何人。

我知道他在关注我最感兴趣的事情，但是得知若仍计划以此社区作为我论文的基础，我就必须要拓宽关注点，我还是吃了一惊。这意味着将不会是我关注的惟一对象，甚至可能不会是主要的对象。我有几位教授是经验丰富的民族志学者，精通第一手观察的方法论。他们都坚持，我要避免和任何资料来源往来过密，因为我有可能受制于他。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还没有忘记在见到我把注意力拓展到社区中之后，是如何变得恼怒的。我坚决认为，不能告诉他我的计划已经不再关注于他的领导力。到目前为止，已不是我与社区的惟一接触途径，但他的确是最好的途径。他是带我进入的人，他也是可以打开或者关闭任何一扇门的人。但是在所有这些之外，还有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一个有个人魅力的人，他过着一种我想要继续了解的、令人着迷的生活。

有外来者愿意花上几个小时倾听他那些有关逞强好斗和管理能力的故事，似乎对此颇为欣赏。他经常表示管理一个帮派有多么麻烦，保证毒品经济的平稳运行有多么困难，以及与那些视他为仇敌的守法租户打交道有多么不容易。有时候他会冷静地说起他的工作，就好像是某位小商品制造厂的CEO一样――我觉得这种态度不仅听上去刺耳，而且考虑到他的事业会导致的暴力和毁坏，还不负责任。

在他的想像中，除了领袖，他还是个同等程度的慈善家。他骄傲地谈起自己脱离芝加哥市中心的主流销售工作，而返回到这个计划区，并利用他的毒品利润来“帮助其他人”。他是怎么帮助的呢 他强令他所有的属下都必须拿到高中毕业证书，并且远离毒品。他资助一些当地的青少年中心，以购买体育用品和电脑。他愿意把自己的属下借给罗伯特 泰勒的租户领袖们，帮助他们为老年人跑腿，或者揍那些家庭施暴者。甚至可以把他通过销售毒品赚钱的事实说成是好事。他告诉我，毒品经济是“对社区有益的”，因为它可以将瘾君子的钱通过帮派的慈善活动再分配回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