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事情，不过这次可是麻烦馆长了。”我笑着说。

“哦，不过你要查这干嘛呀。”

我看了眼站在旁边一身不响的六耳，说：“我这朋友没见过父亲，他爹生前也没留照片画像下来，所以想找到当时处理他爹遗体的师傅，问问还记不记得长什么样。”

张副馆长皱起眉头：“都这么多年了，哪个还能记得呀。”

“他就是个愿望，也知道多半人家记不得了，可不来一次不死心呀。”

张副馆长看着六耳叹了口气，点点头，点了个工作人员领我们先去察焚化记录。

这儿的记录比民政局的好查许多，很快就查到了。

家属的签名是空着的，旁边注明了“提蓝桥监狱”，看来尸体是从那里送过来的。遗容整理一栏也空着，焚化栏上有个龙飞凤舞的签名。

还没等我看清楚那几个是什么字，领着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就说：“原来是老卢啊。”

接着他向我们介绍，老卢是殡仪馆的老员工，七十年代就进馆工作，直到现在还没退休呢。

“今天他在吗？”六耳问。

“在，我领你们去。”

他领着我们在哭丧的家属之间穿梭，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对我俩说：“我看……就这样去也不太好，那种地方，你们也一定不愿意待的。这样，我先领你们在小会客室等着，我再去叫他。”

我们当然说好。

到了会客室他帮我们泡了两杯茶，他出去打了个电话，回来告诉我们，老卢正在工作中，稍等会儿就过来。

所谓“正在工作”，不用他解释，我也能猜到，就是在烧尸。

苏世勋那个该死的家伙有一次在饭桌上给我们绘声绘色地讲火葬场是怎么烧尸的。要烧两炉，第一炉剥光了推进去烧，然后烧到半焦推出来，把骨头拨弄一下，再接着烧。有个女儿本想守着母亲遗体到最后，看见第一炉烧完推出来的骨头，当场就晕过去，后来做了两年多恶梦。

所以我现在想到烧尸，也不由自主的联想到苏世勋说过的故事，心里一阵不自在。

一直做这种工作的人，神经肯定非常坚韧，用从前的说法，就是阳气很重。整天看这种东西，就是真撞见鬼，也不见得会多害怕吧。

等了大约近半小时，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中年汉子走了进来。

“老卢，你可来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晨星报》的那记者，还有他朋友游先生，这位是我们殡仪馆的先进工作者老卢。这样，你们聊着，我就不陪了，等会结束你们还要找张馆长吧。”

“不了，聊完我们就走了，你代我们谢谢张馆长。”

会议室的门被轻轻带上，我仔细看坐在对面的老卢，他黑里透红的方脸，浓眉，额上的皱纹刀割般清晰深刻。

“有什么事，说吧。”老卢很直爽地问。他的声音不是想当然的洪亮，而是沙哑的。

“呃……”真要问的时候，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二十多年烧过的一具尸体是否记得，这样的问题真是有些荒唐。

“其实是我的事。”六耳忽然开口。

“因为我父亲是被枪毙的，所以我母亲不肯告诉我他的情况，连相貌也不说，家里也没有父亲的照片。我们查到当时父亲被枪毙后的遗体是您火化的，所以想问问您是不是记得他的样子。”

“这样啊。”老卢的眉头一皱，额头上的皱纹隆起来，更深了：“我每天都烧这么多人，怕是很难记了，他是什么时候烧的？”

“是1982年8月13日下午。”

“啥？八二年？”老卢瞪大了眼睛：“你开玩笑吧，二十多年前的事哪能还记得。”

“您再想想，哪怕是身上的什么特征也好。”我提示他。

“难呐。”老卢叹着气摇着头。

“八二年的时候，您有没有烧过让您印象深刻的尸体，比方说感觉很古怪的？”

“特殊？”老卢眼睛一亮，问六耳说：“你说你爹是被枪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