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康奈利是个记者。一个好记者。跟小报记者不一样，那些小报记者就像低级小说作家那样，无所不用其极地扭曲新闻中的元素，编造出老生常谈的故事，煽动读者的感情，丝毫没有超越小报一贯的伎俩。他也不是所谓调查记者，这个现代名词指一些从研究生毕业、擅长改写新闻通稿的人，他们一旦获得采访名流的机会，就被称为调查记者。他是个记者，最准确意义上的记者。他会收集信息，洞察埋藏在事实底下的故事，他也会梳理对这些人的印象并明了这些人是如何影响事件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还会把这些都写在纸上，让读者也做和他同样的事情。

当我开始做记者时，我得认真研究《合众国际社》新闻写作规范手册。这本书上说的一切，如组织新闻故事及著名的5W元素（谁、什么事、何时、何地、为什么）全都呈现在康奈利的故事里，清晰地、简洁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他精心组织故事，确保读者看到他所看到的东西，这也是记者应该做的，远超过了杰克·韦伯说的“只要事实，女士”。清晰讲述故事的能力显示了康奈利作为记者的两大强项：理解力和认同感。

就理解力而言，我指是观察、聆听和理解的能力。这包括好记者能够拥有的最佳技能，阅人的能力。除非你能看到好故事的出处，否则你不可能直接看到一个好故事。在我们周围，很多时候记者从研究生院毕业就直接到封闭的编辑部，受重重保安关卡的保护，与他们本该去报道的采访对象的真实生活隔绝开来。他们生活在社会关系简单的世界里，冲突只会在一个很窄的范围发生，他们采写的人物只适合作为出版素材而存在。

这却不是警察生活的世界。也不是那些街头混混的世界。

警察知道悲剧源于期望与现实的差距。他们知道受害者的真实生活，以及他们知道犯人播撒下的罪恶种子的真正影响。他们逃脱不了案件的困扰，他们不能放下案子然后回家蒙头大睡。

本作品集中最重要的故事是《凶铃》，它也与康奈利的小说有关。为采访这个故事，他花了一周时间与劳德代尔凶杀组成员一起随时候命。康奈利说，他看到的有价值的东西已经全部写成了小说，若你仔细读这本书的话，你会知道它有多真实。里面不仅仅刻画犯罪和调查工作的细节，康奈利还吸收了警察的心理状态并深入其中。他们的疲倦变得可以触摸。当康奈利讲述破案的难处时，你会感受到调查人员的感情波动以及他们视为常事的失望情绪。对于我来说，这是我们了解哈里·博斯的起点，也是了解博斯故事为何有着充满疲倦感的开端。

认同感不是把自己变为他人，这两者有着重大的区别。康奈利告诉我们，正如博斯一样，他会在警察丧礼上收集弹壳，把它们放在一个罐子里。他跟警察一起出勤，一起检查案发现场和尸体，可是他并不是警察。他是个记者，他与采访对象保持应有的距离，这让他可以看到一幅更广阔的众生相。

在关于洛杉矶警察局国外检控组工作的那篇报道中，有个出色却轻描淡写的瞬间。这个故事讲述洛杉矶警察局国外检控组追踪在美国犯案后潜逃回墨西哥的墨西哥罪犯。康奈利详细讲述美国与墨西哥法律制度的差异，这种差异让公民自由分子断言，该检控组追踪的罪犯在墨西哥或许享受不到他们在美国受审的同等权利。他这样写道：“罗斯和同事认为，躲避洛杉矶检控的逃犯要接受他藏身地的法律制度。‘你一旦逃跑就要承受由此而来的风险。’莫亚说。”

我敢打赌这句话不仅仅让我的嘴角泛起歪笑，可这是不言而喻的，效果要归功于一个板着脸报道事实的记者：你从中了解到了警察看世界的眼光，尤其理解了他们如何面对天真而善意的批评。

康奈利的认同感还延伸至警察以外，推及罪恶的受害者甚至到罪犯身上。在怀尔德，一个逃窜全国杀人的佛罗里达连环杀手的故事中，一位受害人一年后仍下落不明，家人非常难过的故事会萦绕在你心头。“‘我们还没有越过那个油站。’一位女孩儿的妈妈重复道，她是指她女儿最后出现的地方。”词语重复使用，更能感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