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留守员工里面，资格最老的是财务科长陈力。他身体不好，见开工遥遥无期，索性回家养病。仅剩下了三个小伙子和写着“刘庄煤矿”的一块木牌，告诉来来往往的人们，这儿也曾是希望的田野。

三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闲得无聊，整天除了吃就是睡，要不就玩“斗地主”，输了往脸上贴贴白纸条，百无聊赖。但又不能回去，这么大的一片工地，交给别人不放心，而且说不定哪天就能开工了。这样的等待，如沈从文小说《边城》的最后一句话：“这个人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三个小伙子“等过第一个秋，等过第二个秋。”一晃两年过去，寒来暑往，刘庄重新陷入了寂寞。

牵挂刘庄矿的除了刘明善外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刘谊。1998年接任总经理后不久，就亲自到刘庄视察。看看施工工地，和留守的小伙子们聊了聊，刘谊说：“我比你们还要着急。”

不知开了多少次董事会，可董事会态度一直模糊不定。刘谊只能多方做工作，多方呼吁：“金融危机总会过去。”

2000年以后，刘谊加大了鼓动力度。他再一次把上马刘庄的请求在董事会上提了出来。金融危机影响的滞后性，使得2000年的煤炭行业陷入谷底。董事会不同意，理由很简单：新集的煤都卖不出去了。花家湖煤矿有次招标，电煤价是每吨148元，而客户竟然只给67元一吨。哪有余钱上新项目呢？上得越多，亏损越大。

对于现状，刘谊当然清楚。自从上任后，他一直在思考什么时候才是新集第二次创业的机遇。但已经开采了十年的新集一、二、三矿寿命有限。新集地貌复杂，这些矿井越往后开采，安全压力越大，成本可能越高。如果不建立新井的话，再过个八年十年，这些老井很可能导致集团整体亏损。

到那时，临渴掘井，悔之晚矣。

5年5个月：重返大赵村

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说过：“政治，是决定紧急状态的能力。”跳出话本身的含义理解，企业日常决策比如批准例行公文等，并不是决策重点。特殊时刻，超出过往经验的时刻的决策，才是决断。市场的变化瞬息万变，每一秒钟都有崭新的动态趋势出现，同时意味着无数过往经验宣告作废。决策，是衡量一个企业的领导者最重要的能力。

刘谊是不是这样的领导者？

董事会拒绝批准刘庄上马时，刘谊没有放弃努力。他明白，董事会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怕金融危机持续太久。但是，危机过去，岂不是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刘谊根据朱?基总理2000年在国内外的讲话，以及看到的美国股市的报表，分析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只是煤矿产业的复苏仍需等待一段时间，但时间不会持续太久。于是他决定，不管董事会批准不批准，自己找人把上马的方案先做出来，做得越细越好，等董事会哪天一旦批准，第二天就能入驻施工。

刘谊的决策事后看来，是正确的。2001年，煤炭市场终于触底反弹。

刘谊立刻要求召开董事会，提出了开采刘庄的详细方案：要建600万吨煤矿。董事会讨论后觉得，市场刚反弹，上300万吨比较保险。他据理力争：“随着形势好转，我觉得600万吨也太保守，应该要上800万吨。不仅要上，就连刘庄当年搁浅的股票也要上市！”

话语落地，董事会一片惊讶。而不久后，新任董事长张长友上任，听了刘谊汇报，当下表态：800万吨，拍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