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明白。”

“你的死党，巴卢。这件事跟他有关吗？”

“当然没有。”

“你确定？”

“他现在不在国内，”我说，“他已经出国一个月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而且他从来没有强奸过女人，再把她们丢在大马路中间的嗜好。”

“我知道，他是个绅士，别人打高尔夫球挥杆打破的草皮，他都会去补好。他们想弄个组织犯罪的罪名整垮他，不过我想你大概已经知道了。”

“我听到一些消息。”

“我希望他们成功，下面二十年让他在联邦监狱里蹲着，不过你大概不这么想。”

“他是我的朋友。”

“我也这么听说。”

“总而言之，他跟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只是盯着我看。我说：“我有个雇主的老婆不见了，手法看起来跟伍德海芬那桩案子很类似。”

“她也被挟持了？”

“好像是。”

“他报案了？”

“没有。”

“为什么不报？”

“大概有他的理由吧。”

“这样说可不行，马修。”

“如果说他非法住在美国呢？”

“这个城市有一半人口都是非法居住。你以为我们接到绑架案会怎么处理，马上就把受害者交给移民局吗？这个家伙到底是谁？他拿不出绿卡，却有钱请私家侦探？我一听就觉得他有问题。”

“随便你怎么说。”

“随便我怎么说是吧？”他按熄香烟，朝我皱着眉头，“女人死了？”

“越来越像了。如果真是同一帮人……”

“对，但为什么会是同一帮人呢？其中关联在哪里，绑架的手法？”我什么都没说，他拿起帐单瞧了一眼，隔着桌子丢给我。“拿去，”他说，“你请客。你的号码没变吧？今天下午我会打电话给你。”

“谢了，乔。”

“别谢我。我得回去想想这件事会不会阴魂不散地跟着我。如果我觉得不会，才会打电话给你，否则免谈。”

我去参加了费尔赛德中午的聚会，然后回到自己房间。德金没有下文，可是电话口信上说TJ找我：就这样――没有留电话号码，没有继续打来。于是我把口信条揉成一团扔了。

TJ是一年半前我在时代广场上遇见的一个十几岁的黑人男孩。那是他混迹街头的时候用的名字，倘若他还有别的名字，他可没告诉过别人。我觉得他很有活力、俏皮，且目中无人，在四十二街那个恶臭的沼泽里宛如一阵清风，我们两人一见如故。后来在办一件和时代广场有关的案子时，我让他做些无关紧要的跑腿工作，从此他便不定期与我保持联络。每隔一两个星期我便会接到他打来的一个或一连串电话。他从来不留电话号码，我无法和他联络，他的口信只是告诉我他想到我了。如果他真的想找我，就会一直打，直到碰到我在家为止。

一旦他找到我了，我们经常会聊到他把零钱都花光了为止，有时候我们也会在他的或我的附近见个面，请他吃顿饭。让他参与我办的那两件案子时，他似乎非常热衷，干得很开心，但绝对不是因为我付他的那一点小钱。

我进房间打电话给埃莱娜。“丹尼男孩向你说哈罗，”我说：“还有乔?德金说你对我产生了好的影响。”

“那是当然，”她说：“可是他怎么知道呢？”

“他说我自从和你交往之后比较懂得怎么穿衣服了。”

“我就跟你讲那套新西装好看。”

“我又没穿那一套。”

“哦。”

“我穿了我的便装外套，几百年前就有的那件。”

“不过还是很好看啊。配灰色裤子是不是？哪件衬衫，哪条领带呢？”我告诉她。她说：“那样搭配不错。”

“很普通嘛。昨晚我看到一套阻特装。”

“真的？”

“燕尾，精致的褶子；丹尼男孩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