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百老汇街上一家通宵营业的咖啡店停了一下。有人在卡座上留下一份《纽约时报》周末版，于是我就着鸡蛋和咖啡读了起来，但报上的字都在眼前飞舞。我整个人反应迟钝，脑袋剩下唯一在运转的部分也围绕着日落公园的那六部公用电话徘徊不去，时不时地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单子研究，仿佛在那几个电话的顺序和确切地点中藏着一个秘密的讯息，只要有钥匙，便能打开。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能让我打电话过去，宣称这是五号紧急状况吗？“快给我你的密码，”我会这么命令道，“告诉我你的暗语！”

回到旅馆时，天空已因为黎明的来临而明亮了。我冲了个澡上床，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宣告放弃，起来把电视打开。我看了某个联播网的早新闻，国务卿刚从中东访问回来，新闻先访问他，接着请一位巴勒斯坦发言人评论中东地区永久和平的可能性。

那使我想到我的雇主，当然其实他无时无刻不在我脑海里。下一位受访人是一位奥斯卡金像奖的最新得主，在他接受访问时，我按了“静音”键，打电话给凯南?库利。

他没接电话，但我不死心，每隔半个钟头就打一次，直到十点半他拿起电话为止。“刚刚进门，”他说，“整个旅程最可怕的，就是刚才从肯尼迪机场坐出租车回来那一段。出租车司机是个从加纳来的神经病，牙齿里镶了一颗钻石，两边脸颊上划满部落刀疤，开车活像是死于车祸肯定能上天堂似的，外带一张绿卡。”

“我好像也坐过他的车。”

“你？你从来不坐出租车的嘛，你不是偏爱地铁吗？”

“昨天晚上我坐了一整夜的出租车，”我说，“计程表跳了个天价。”

“哦？”

“比喻的说法。我找来两位电脑狂人，设法从电话公司找出电话公司宣称不存在的记录。”我很简短的向他报告我们做了什么事，还有我从其中知道的线索。“我找不到你，又不想等你答应，所以就先做了。”

他问我总共开销多少，我告诉他。“没问题，”他说，“你怎么付的？自己先垫吗？你应该找彼得拿的。”

“我并不介意先垫上，事实上我也问过你哥哥，因为周末我没办法提自己的钱出来，可是他也没有。”

“没有？”

“可是他说没问题，说你绝对不会要我等的。”

“那是没错。你什么时候跟他通话的？我一进门就打电话给他，可是没人接。”

“星期六，”我说，“星期六下午。”

“我在上飞机前也打过电话给他，因为我想叫他去接我，免得我受加纳人的迫害。可找不到他！后来你怎么办？暂时欠着？”

“我的一个朋友借给了我。”

“你要不要现在来拿钱？我累死了，上星期我坐飞机的时间比那个叫什么来着的还久，他也刚从中东回来，国务卿。”

“电视上刚才访问他。”

“我们在好几个机场一起进出，不过我们俩是没什么共同点的。不知道他怎么用他的旅行累积里程数，照理说我应该已经可以得到一张飞月球的机票了。你要不要过来？我虽然筋疲力尽，又有时差，不过现在肯定睡不着。”

“我应该可以过去，”我说，“不过我最好别去。我不太习惯熬夜干活儿，这是和我一起犯罪同伙的说法。他们一点都没问题，不过他们比我年轻好几岁。”

“年龄真的有差别。以前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时差，现在如果有人要发动全国大游行抗议这玩意儿，搞不好我还会去队伍前面扛大旗咧。我大概会设法睡一觉吧，或许吃颗安眠药。在日落公园，嗯？我来想想我认识谁住在那个区。”

“我估计你一定不认识他们。”

“你这样觉得？”

“他们以前就干过这种事，”我说，“不过都像业余玩儿票的。现在我对他们的了解比一个星期前多很多。”

“快接近破案了吗，马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