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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刚混上自行车骑的时候，就惹来一场意外。

他当时是国营百货二店的一名营业员，卖电视和冰箱。那年头，货物紧俏，手里攥着钱买不到东西的大有人在，于是我爸经常被一群急得上火的人围住，接受一些糖衣炮弹的攻击，然后懒洋洋地从仓库里面拖死尸一般拽出一件家电，还要组装起来，很神气地演示一下功能。这其中，最简单的当属风扇，只要接上电源，一缕清风便扑面而来，商标的小纸片像风筝一样被风托起，向这群80年代的土包子们展示着无与伦比的优越性。

我爸很满足于现状，在当时看来，能在公家单位站上柜台，就相当于吃上了皇粮。在这个变革频率快于心脏勃起频率的国度里，当年的父亲无疑是辉煌的，他身后的单位是如此的雄伟（6层，居然有6层！），而且楼顶还很时髦地伫立着一个四方体的钟，它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隔得很远，人们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它的时针与分针。每到整点的时候，那个钟会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那在当时绝对不是一种噪音，而是一种权威，每一次声响过后，人们都会在心底认准它的方位：钟楼大厦！

还是说说那场意外。之所以我能慢条斯理地在这里叙述，完全因为我就是那场事故的“见证人”。我当时就坐在那辆“大金鹿”的横杠上，我爸载着我，歪歪扭扭地向一个斜坡冲去。那个斜坡是通往我家的必经之路，首先要经过一个公共厕所，那个厕所很脏，经过的时候可以闻到屎尿的新鲜气味；接着经过一个大院，那个大院里面同样有一个很大的厕所，和前面那个厕所相比，它简直干净得要死，而且厕所的外围还种了树，秋天蹲在里面拉屎时，可以很悠闲地看树叶如一条船般优雅地落下；最后，在斜坡的拐角处是一个水房，有一个L形的粗大水管从房子里面弯出来，阀门在里面，只要交上5分钱，里面的人就打开水阀，灌满你所能带来的盛水容器。很诡异的是，在那个水房的对面，也有一个厕所，墙体破旧斑驳，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男”、“女”两个字。如此说来，从这个斜坡的开端，一直到这个斜坡的拐角，一共有3个大厕所，显示着这一带的人口密度。

能买上自行车，对于我们这个清苦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件大事。这一度激发了我爸的雄心，他高兴地吹着口哨，第一次很潇洒地叉开腿骑上，就斗折蛇行地上路了。因为是“第一次”，所以我爸骑得很剽悍，剽悍到主动袭击别的自行车，或者偶尔向擦身而过的汽车示威。最惊天动地的一次，是他被夹在两辆飞驰而过的汽车中间，几乎是贴身而过，稍有不慎就会彻底玩完。即便如此，我还是坐在父亲自行车的横杠上，天真地抬起头，听他唱跑了调的《 澎湖湾 》。不知为什么，我爸只唱《 澎湖湾 》，一边唱一边快乐地扭动腰肢，尽管他的骑车水平实在不怎么高明。直到许多年后，为了对付英语，家里添置了录音机，略上年纪的父亲贴在嗤嗤搅动的录音磁带前，饱含深情地来了一曲《 沙家浜 》选段，把我母亲恶心透了。

那时还没有“流行歌曲”的概念，谁“流行”谁就庸俗，就会被毫不客气地一棍子敲死。邓丽君刚开始火的时候，全国人民跟着起哄，可她最终落了个“谍匪”的名声，退出了大陆舞台。她一走，李谷一们就开始得瑟，我爸所在的临沂市国营第二百货商店的门前，挂着一幅李双江（也许是蒋大为，二者长得太像）的巨型画像，艺术家（当时对歌星的称呼）伸出右臂，深情地看着远方——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后来“春晚”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态势，文章和费翔从那个时候才火起来。当时我大爷家里已经有了彩电，费翔以青春无敌的姿态从电视里蹿出来，一手擒麦，一边指着电视另一头的我们唱：“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就这么简单几句，几乎生生把我表姐给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