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这才回过味来，集中火力往粮车这边打，可惜粮垛堆得太厚，枪弹无法击穿。倒是他们自己，冷不丁被王亚樵撂倒一个，冷不丁被王亚樵撂倒一个。

团防局的阵脚重新被稳住，李元甫十分高兴，又集中十个人，专门为王亚樵装弹。土匪势怯，狼狈而逃。

回到众兴集，李元甫立刻下令，升任王亚樵为团防局的总炮台，位置只在他一人之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亚樵与团防局中的王清泉、郑益庵、唐幼文三人成为莫逆之交。这三个青年与王亚樵一样，怀抱救国救民的大志，决心救民于水火之中。

后来，这四个青年就在一起密议，图谋反清义举。为了表示决心，他们四人仿效三国时期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故事，在一棵大槐树下结拜为兄弟。他们在一起议论时事，联络各处友人，不断活动于梁园、撮镇、店埠、西乡一带，时人称之为“四大和尚”。因王亚樵年最幼，故被称为“四和尚”。

和尚是出家人，无牵无挂，四海为家，除了自己的信仰之外，天不怕地不怕。“四大和尚”之名即由此而来。

随着时代发展，王亚樵在各方面也更为成熟起来。此时，他已不满足于一般的江湖结义，而是在自觉的民族意识指导下，把自己的社会活动注入了更多的政治内容。

早在随张世籁先生读书时，抗元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事迹就使王亚樵感触极深。他每读《正气歌》、《过零丁洋》等世间绝唱，总是一唱三叹，反复吟咏。他既为“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当其贯日月，死生安足论”的警句而击节称赏，又为英雄“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的无奈情形而抱憾不已。

光绪三十四年（1908），王亚樵和老同窗许习庸及各方友人王庆廷、王海卿、葛德三、张孟九、葛杰成、朱品朝等人在撮镇组织了“正气学社”，共同探讨文天祥抗元业绩及其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

这批青年在一起聚会时，无不慷慨悲歌，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相勉励。王亚樵常以古人联语“铁肩担道义，辣手着文章”及自撰之“宝剑寻头饮”一句自警，似已透露王亚樵日后一行状的某些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