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并到P公司之后，员工合同都重新签署，安达信一个人都没有裁，办公地点也没有变。有时候恍惚间，我都忘了自己已经在P公司工作的这个事实，因为周围的同事还是那些人。到客户去介绍自己的时候，还会脱口而出：“您好，我是安达信的。”

用现在的话说，我们那个时候“被跳槽”了。

这么硬生生的合并，双方员工其实都不舒服。安达信人觉得P公司人好像总是斜眼儿看我们，而P公司人觉得安达信人都混到这份儿上了还这么骄傲所以非常不忿儿。为了让双方员工能够真正融合，公司决定把一、三、五组的人放到安达信以前的办公室国贸，而二、四、六组的人放到P公司的办公室嘉里中心。我们是按照行业分组，我做制造业的客户比较多，所以我在三组，还在国贸上班。

刚开始一起办公的时候，我总觉得双方员工剑拔弩张地待在一起。以前公司里很吵闹，大家打电话、讨论问题、骂小朋友，现在公司里静悄悄的，一片死气沉沉。我也不好意思大声说话，每个人都像心怀鬼胎一样小心翼翼。有个前安达信的女经理，香港美女，有蒙古血统，长得人高马大，非常凶悍。她实在受不了这种静默，突然间一捶桌子拍案而起非常大声地说：“这叫什么事情！这里的人都不说话的啊？”但是仍旧没人理她。

我们不习惯P公司的一切：工资比安达信低、没有加班费、行政部门过于庞大、没有海外培训，等等。但是我们必须无奈地接受这一切：因为现在是P公司发我们工资。我们仍旧回味着安达信，用安达信的笔袋，用安达信的门卡绳，用安达信的圆珠笔。这其实很有点儿清朝遗老不愿意接受民国现实的感觉，现在的我回过头来看那个年代，也觉得自己有点儿矫情。那时候我才工作了三年，心智不成熟，我一直在想当初安达信的那些合伙人是不是比我们更容易接受这种合并？

记得刚刚合并的时候，P公司的合伙人给我们上课，主要是为了给我们灌输一些P公司的企业文化和思想。这个想法和初衷是好的，双方不能总这么别扭着。但是这个合伙人非常不合时宜地开了一个玩笑：“目前公司这个名字太长了，我们想换一个简单点儿的，你们可以帮我们想一想换个什么？”台下立刻一呼百应：“Andersen!”于是对话在一片哄笑声中匆匆结束。

尽管我们坚守着安达信的文化，但是我们毕竟只是一间大公司里几个小小的职员，在阿姨无数次好心提醒“别带安达信的东西，老板看了不高兴”之后，我们才依依不舍地把那一抹橙色留在了心里。

生活在继续，项目在继续，IPO在继续；停止的，只是离我们越来越远的那扇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