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又开始激烈地算账。酒店房费要花掉四千四百多，而且我住了一天昂贵的五星级，已经花掉了两千块，也就是说，我靠着仅有的九百多块钱，要度过剩下的十天，每天花费九十元。而从酒店到机场的大巴费用也是我自己出，要三百多块。自己在日本过得也太拮据了，周末连出去转转的钱都没有。

我左思右想了半天，终于给Simon写了一封信，要求公司先给我一些预借现金。在我们这样的公司里，经常要出差，员工常常需要垫钱住酒店、买机票等，因此申请预借现金，先从公司拿一笔钱，在三个月内找发票来抵，没有抵完的再从工资里扣除。这是非常科学的方法。我本来以为预借现金是很容易的事，结果我的申请遭到了Susan的阻挠。

由于公司小，所以很多事情在最初是大家商量着办。当Simon提出我需要预借现金的时候，Susan表示这种事情在公司里还没有先例，没有相关的制度支持不能这么做，并且她完全不相信我挣着这么高的工资竟然连几天的房费都拿不出来。我的冤屈只有我自己知道，可惜我在遥远的日本，否则我一定跑去银行打张余额单子给她看。

后来经过激烈的讨论，Simon说可以提前先把工资打到我的卡里。就这样，我磕磕绊绊地解决了我的经济问题。

我在周末的时候出门逛了逛。逛日本很容易的，因为满街都是汉字，如果不是旁边的人都在说日语，那逛街的时候跟在北京没什么区别。从很多的小细节你可以看出日本是个治安很好、日常道德素质较高的国家。中国人一般都不理会人行道上的红绿灯，只要没有车，大家就会一拥而上跑过去。但是在日本，无论是否有车，无论是否已经是深夜，无论是否只有自己一个人，他们都会老老实实地等人行道的绿灯亮了再过马路，其实有些小马路三步就跨过去了，但就是没人闯红灯。

在日本的火车上有个座位叫“优先席”，是给老人和孕妇等弱势群体准备的，无论车是不是很挤，优先席上的位子总是空着几个，很多人宁愿站着也不坐。有些人坐了，但是一旦看到老人或者孕妇就立刻站起来让座，这个优先席设置得名副其实。在北京，公共汽车上也都设有老弱病残孕专座，但是坐在那里的没有几个是老弱病残孕，这个专座有名无实。

有一个周六，我出去吃麦当劳，正在紧张地思考着买哪个套餐更加划算，突然一个声音从柜台处传来：“你是首都经贸大的！！”我恍惚了一下，突然有点搞不清自己到底身处何方了。反应过来之后，我看到一个女孩子瞪大了眼睛一脸激动地使劲儿从柜台上探出身子期待地看着我。她好像有点眼熟，所以我茫然地点点头。

那个女孩子迅速从柜台里钻了出来，快速地说：“你记得我吗？我也是首都经贸大的，比你低一级，我们都是会计系的。我毕业后就到了日本上研究生，业余时间在这里打工，这是我的电话，你如果有空可以在日本找我玩。现在我必须回去工作了。”她迅速地把这一大段话说完冲我挤了下眼睛就回到了柜台后面。我估计日本老板肯定管得很严，于是我在纸上写下了我在北京的电话，轮到我点餐时递给她，然后说：“你回了北京找我啊。”

在日本两周，我去逛了东京的浅草寺，买了很多小纪念品回国。日本的纪念品特别好，做工精细得让人拿起来就不忍放下。我把小纪念品带回来之后，特地给上海的同事们寄了一大箱。Susan来北京的时候我问她：“您挑了什么纪念品？”她回答：“大家一抢而空了，我什么也没挑到。”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她凡事都有点儿针对我，我只能期待着以后不会再做她的项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