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哉的父亲是汉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茶房，为人忠厚勤劳，深得公司买办莫汗先生的喜欢。红毛碧眼的莫汗会说几句中国话，看到茶房常常会问：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

南洋烟草公司是汉口最大的公司，南洋大楼是汉口最高的楼，进出的不少是英国人和印度人。少哉的父亲在那里做事，每月有三块大洋的薪水，一年发两套洋布工作服，按月领毛巾、肥皂和澡堂子票，还有什么事情敢麻烦买办先生呢？

茶房不知道那是一句客套话，就像中国人见面问“吃了吗”，不是真要请你吃饭的意思。莫汗问了几回，茶房鼓起勇气说，儿子在乡下念完了私塾，想让他到汉口来上中学。

莫汗一怔，点了点头。

过了几天，莫汗告诉茶房：已经跟宝善堂的教会学校说好了，让你儿子去那里上学吧。茶房一听，高兴得差点将水壶掉到地上，连夜赶回长亭乡下，叫凤仙喊少哉来说话。

少哉正在做梦，凤仙拧着耳朵把他拉起来，喊道：“爹回了！”

少哉一惊，揉着眼睛问：“不是年不是节的，爹怎么会回来？”

凤仙说：“我怎么知道，你去问他。”

听到凤仙欢快的呼气声，少哉快要晕过去了。父亲这时候突然回来，该不是要他们圆房吧？

凤仙是少哉的童养媳，刚到他家的时候，瘦得像只猫。一晃十年过去了，变成个高大肥硕的女人。走起路来热气腾腾，管起少哉当仁不让，洗脸、洗脚、吃饭、睡觉……事无巨细。十五岁的少哉刚刚长起一点个子，她已经几次扑到床上，要把生米煮成熟饭，吓得少哉心惊肉跳。

少哉盼望父亲回来，又害怕父亲回来。逢年过节，父亲大包小包地带回一些乡下人稀罕的糖果点心来，好吃，好体面。可是父亲每次回来，少不得要教训他：好好念书，听你娘的话，早点成家立业……少哉是独生子，父母盼着他早点娶妻生子，传宗接代。比他大四岁的凤仙更是迫不及待，天天盼着父亲回来给他们圆房。

少哉穿上衣服，来到堂屋，果然见父亲坐在油灯下喝茶。他喊了一声爹，低着头站在一侧，等待发落。

父亲没有教训他，也没提圆房的事，而是咧嘴一笑：“收拾东西，跟老子走。”

“现在？”少哉一愣，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现在。”父亲说，“我们家祖上积了德，碰上莫汗先生这个好人，才提了一回你上学的事，他就放在心上了。”

父亲长年在茶炉前劳作，身上的皮被炉火烤干了，整个人缩得像粒核桃。在茶房里，他一身短打扮，铲煤、续水，干的是粗活。只有回乡，他才会换上一件洋布面的长袍大褂，再将里面的白袖口翻出来，像个有身份的人。

父亲端着茶杯，絮絮不休地说：汉口总共只有两处洋人办的教会学校，一处在租界里，收的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另一处在宝善堂，虽说是面对平民，也不是一般人家的孩子进得去的。

听了父亲的话，少哉喜出望外。汉口楼房比天高，汉口的马路宽又直，汉口的电灯不怕风，汉口人天天上戏园子……他做梦都想离开长亭，做一个汉口人。

母亲也很高兴，红光满面地挑亮灯盏，一边赶着为少哉缝制新衣，一边叮嘱：汉口是花花世界，莫放荡，要学好，等你有了出息，一家人跟着享福……

唯有凤仙拉着一张脸，撒着两只大脚片子叭哒进、叭哒出，不知是高兴还是在示威。

父亲看了她一眼，放下茶杯，缓缓地说：“等他毕业了，回来给你们圆房。”

凤仙一阵脸红，竟问：“还要几年？”

父亲说：“三年。”

“再等三年，我都老了……”凤仙嘀咕一句，转眼不见人。

少哉的老家长亭，坐落在黄陂县城东南的武湖边上。两条小河从村前村后弯弯地流过，又有几方池塘散落在田畴绿野之间，二十几幢青瓦粉墙的宅子，疏疏朗朗地点缀在桑榆和岸柳丛中，晨雾蒙蒙，炊烟袅袅，像一张刚刚画完的水墨画。

少哉就像一只趴在画上的蟋蟀，忽然间要跳出这张画，离开这片生养他的水土，潮湿的空气里似乎有了一种淡淡的忧伤。这忧伤在他快乐的眼睛里添加了一点水雾般的迷茫。

雄鸡啼鸣，东方破晓，少哉该启程了。

少哉在房间里收拾东西的时候，凤仙闯进来，一把菜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嘴里恨恨地说：“我听爹的，再等三年。敢在汉口好上了哪个女人，一刀劈了你！”

少哉口瞪目呆，哪里敢说半个“不”字？

宝善堂在汉口武圣路的对面，几座尖顶的洋楼里，有教堂、育婴堂和教会学校。一道高高的围墙挡住了人们的视线，一座挂着十字架的拱门，让人有种走进另一个世界的感觉。

少哉兴高采烈地来到汉口，原以为可以做一个自由幸福的汉口人，没想到教会学校近乎于苛刻的约束，让他像关进笼子的鸟一样郁闷。每天早晨，天还没亮就要起来祷告，穿长袍的教士没完没了地传递上帝的福音，到了晚上还得忏悔，检讨自己做过什么错事，犯下什么罪孽，乞求上帝的宽恕……只有礼拜六的下午，他才能回到父亲的茶房里，看着炉膛里跳动的火苗，闻着开水里的铁锈味，吃几块父亲从冠生园买回的糕点。

少哉开始想念家乡了。想念清清流过的河水，想念小荷林立的池塘，想念稻场上一起玩耍的好伙伴，想念母亲悠长的呼唤……甚至连汹涌澎湃的凤仙，也不觉得那么可怕了。在家里的时候，他常常故意不理她，故意惹她生气，故意藏在某个角落里看她着急，听着她的大脚片子叭哒叭哒进、叭哒叭哒出，真是好玩。

父亲发现他脸上没有笑容，劝导说：好好读书，毕业了，再求莫汗先生介绍你到洋行里去上班。

那是一个诱人的前景。

洋行里的先生们着西装，穿皮鞋，挽着小姐的臂膀进进出出，那种风光，让人心跳。

少哉在教会学校里憋了三年，读了不少书，学了一些天文地理，还会说一串“英格里西”，变成了一个留着小分头、双手插在裤袋里的翩翩儿郎。

这一年，日本兵打过来了。

华北沦陷，上海失守，南京屠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蒋介石把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转移到江城，武汉成了抗战的中心。十几位中国最著名的画家在黄鹤楼下联袂挥毫，一夜间画出了蒋委员长的巨幅画像。他站在长江边挥动巨手，号召全国军民：“地无分南北，人无分长幼，同仇敌忾，保卫大武汉……”

于是，大江沸腾，人潮如涌，武汉到了历史上最躁动、最热烈的时刻。各路政客粉墨登场，抗日精英云集三镇，集会游行、唱歌演戏、募款献金……每个人都发出最后的吼声，决心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坚守武汉，保卫中华。

身在教会学校里的少哉坐不住了。

那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中午，阳光把早到的暑热逼进了宿舍，传教士强迫学生躺在床上午休。国难当头，岂能安稳在一张小小的床榻之上？十八岁的少哉把枕头藏进被窝，躲过巡查教师的目光，偷偷翻越过了围墙。

大街上满眼都是传单、标语、旗帜，到处是响彻云霄的口号，一场场活报剧把人们的情绪推向高潮。少哉立即加入到游行队伍中，和大家一起振臂高呼：“抗战到底，不做亡国奴……”

队伍游过五马路，游过汉正街，游到了三民路口的孙中山铜像前。铜像背南面北，仿佛千里跋涉，刚刚从滔滔的长江边爬上岸来。国父手扶一根拐杖，茫然地看着北方那片已经沦陷的国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