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正如马斯洛（A H Maslow）在1946年所指出的那样，一旦人类满足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他们很快便会有其他的追求，比如团体建设（我们现在称之为社会资本）的需要、个人自尊和自信的需要，以及最终自我实现的需要，使自己趋于完美。在将来的世界，人类幸福的界定将不止取决于个人拥有的财富，还取决于他对团体的贡献、掌握的技能、取得的创造性成就和拥有的智慧。

很明显，倘若文明要逃过资源紧缩这一劫，避免“游戏结束”，政府就必须在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确保资源使用在能够促进文明长久延续的事业上。我们面临的社会挑战要远大于经济挑战，因为世界向新秩序过渡，犹如在夹缝中求生存，在此期间需要我们为保护个人自由而竭尽全力。

到最后，未来一代的生活可能也不会太糟。最好的情况是文明的结构得到较大规模的简化，其中，社会不平等现象大为改观。极度精简的华尔街及附属机构将成为社会复杂性降低的主要特征之一。

更简单的社会可能意味着更高的社会效率。未来10多年的社会动荡给世界带来的空前压力，将远超过大规模的战争或是经济大萧条。如若美国能重获能源独立，那么它其余的竞争优势也会随之恢复。换言之，如果策略与行动完全得当，我们就可以把社会动荡的程度降到最低。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痛苦，但是这种痛苦是值得的。通货膨胀的洪流结束之际，整个世界将焕发生机，我们会重新享有充足的能源、食物、以及简化的生活方式。我们无法承诺捱过10多年的通货膨胀之后世界会有多美好，但是，倘若我们渡过难关，之后的世界必将重现20世纪50年代的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