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脸无辜地说:“ 你一天到晚地傻笑，我们还以为你准备好了呢。”

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之所以我这么问，就是为耍赖来的。

我说:“ 不行，你们得负责。”

他们说:“ 凭什么呀？”

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轻易就范了，我甩出一句狠话:“ 你们丫到底是负不负？”

不想，几位大哥把我围了起来，说:“ 不负，小子，打算怎么着？”

遇到这种情况，大部分人会求饶陪笑什么的。但我可不一样，咱不能做那俗事。

我掏出两张百元大钞，特深沉地说:“ 事成之后，我请客！”

刚才还凶神恶煞似的几位立马儿变了人似的。脸上笑得像朵花，让我有种想浇水的冲动。老大搂着我说:“ 涛子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有事您说，兄弟们赴汤蹈火。”

其余的那几个盯着我手里的钱，同声道:“ 在所不辞。”

我不屑地说:“ 假仗义，你们丫是给毛主席面子吧。我要作弊！哥儿几个得给兄弟打小抄。”

“ 我操，你丫早说呀。”老四和老三，从书包掏出了一打纸，写得密密麻麻的。

又要说几句了，大学里有好多事是不需要别人教的。在那种环境里，比如逃课呀，泡吧呀，作个弊呀，谈个多角恋爱啦，脚踩着几条船什么的，甚至是违法乱纪的这类事，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就是做与不做，不存在会与不会的问题。

仗着高中颓废那会儿积攒下的心得，我兵不血刃的连过了几门。

那会儿感觉自己整个一个作弊之王，但和往后的手法比起来，我现在只能说是小儿科了。其中原因，待我细细道来。这之后，传纸条只是我们无聊的时候用来消遣的游戏。在桌子上写点什么呢，那叫破坏公物，我们新世纪的大学生不做那些招人骂的事，比较得意的是在自己的衣服上动手脚。把背不下来的东西抄下来，然后放在夹层里，只要一低头一侧身，想看什么都有，除非是考马哲的时候你穿的是邓论。那阵儿，我们在考试的日子里天天串宿舍地借衣服。用的还都是暗语:“ XX，把邓论给我穿穿，还有那谁叫我管你借身中国税制。对了，你身上穿的是基础会计吧。”

“ 你怎么知道？”

“ 废话，这件他妈是我的。”

再后来吧，随着兄弟们人手一部手机，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成了我们的帮凶，短信实在是太方便了。而且这样一来吧，我们宿舍兄弟，一个人最多只需要复习一门课。当然，不能是重的。比如我负责企业管理，做完之后，记好答案先出去，再到厕所给哥儿几个发短信。老大说，这叫穷帮穷，或者叫共同富裕。不知道和统筹学有没有关系。

不过，也出现过问题。

我们宿舍哥4个都是买的神州行的，只有老四牛逼哄哄的弄一个CDMA。那天考的是计算机，老三学得好，不一会儿就交卷了。大约10分钟后，我的手机震了一下，选择题的答案传过来了。抓紧时间，开始抄了。

不到20分钟，除了老四，我们都交卷了，只剩他一个人在那儿抓耳挠腮的，显然是还没有收到答案。因为已经交了卷，这时候谁也帮不了他。

没辙了，等老四交了那份最多只能得20分的试卷之后，我们围着他问怎么回事。

他说他也不知道。老三拿出手机，指着发短信记录说: “ 我给你发了。”

正说着，老四的手机自己在那儿震上了。屏幕显示：三哥，短信，打开！

老大用手拍着他肩膀说:“ 联通和移动的恶性竞争呀。”

闲篇扯到这儿，下面讲讲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是怎么K汉奸的。

为了感谢众位兄弟在考试过程中给予我的无私帮助，我打算在学院路一家学生餐厅摆一桌。

正点菜的功夫，老大忽然示意我们安静一下，然后指指旁边的一张桌子，那桌上正飘着一股浓浓的台湾腔。什么是台湾腔？就是把“ 这样子”讲成“ 酱子”，把“ 男孩儿”说成 “ 男孩”（二声）。

细听之下，原来丫在给别人大肆宣扬台独思想。什么台湾在国外看来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什么日本和美国绝对在关键时刻会保护台湾等等。最可气的是丫居然对日本崇拜得要命，不但在咱们的地界儿高歌日本的武士精神，而且在说话过程中还夹杂着几句日语。嘿，不知道还以为坐在那儿的是陈X扁他孙子呢。

老大正要发话，另一桌一哥们儿率先站了起来，道:“ 这位台湾同胞，你在这里讲这些未免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即使在美国，众多比你有学识、比你顽固不化的台湾省的留学生也被咱们曹建明教授驳斥得哑口无言。有本事你到美国和人家聊聊呀，在这里说这些，算什么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