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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37)

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 作者:高小勇


我相信他们的话,我认为他们的确也是持这样的看法。但在旧的行政办公室大楼待了两天左右,我就了解到,这里的所有心智活动,都是在面对每天发生的新刺激。新刺激马上就发生了。即将卸任的委员会理所当然地要准备1961年1月份的《经济报告书》,而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则要准备一份迷你的报告,作为3月6日在经济联席委员会(Joint Economic Committee)报告的基础。每个人当然都全力以赴,但是有关的报告其实是由咨询委员会的三位成员以及奥肯和我担任主要的起草者,还有倍克曼(Joseph Pechman)。其实他并不是幕僚的一员,但却是海勒的老朋友,因此也是我们在华盛顿的一名老搭档)。那六周的准备期间,可以说是实证宏观经济学的紧凑训练。当然我用实证一词,并非暗示那是不太严谨的宏观经济学。其实能够发挥个人才智,运用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甚至小幅修正世界的现象,实在是令我最感到快慰的经验之一。

两份《报告书》的对照

托宾和我(很遗憾地,其他的同事戈登、奥肯、海勒都已先后辞世)最近刚把1961年的声明及1962年1月份的《经济报告书》重新出版,其用意是希望作为某种的原则声明。(其实此一版本中也包括了在里根政府第一届任期内由经济咨询委员会成员所撰写的1982年《报告书》,从中可看出他们的观点。)对许多当代的读者来说,1962的报告书好像是新的古典学派对凯恩斯的反革命之前,一份与(凯恩斯学派)宏观经济学全面唱反调的纲要,类似那些“之前/之后的对照”的广告中,属于“之前”的那一部分。如果换做是现在来撰写这份报告书,那么以我们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所学到的,托宾和我(还有奥肯,假如他还活着的话)都不会再写出同样的内容。事实上,即使我认为值得为报告书中的观点辩护,我也无意辩护。它可视为一个良好的例证,从中可以了解到像我这样的人在1961年所相信的是些什么。

首先——也许在这里我有点为自己辩护的味道—你绝对不能说我们忽略了经济体系的供给面。在我们的报告里面,有一整章讨论供给面的因素以及供给面诱因的重要性。毕竟,1962年的投资租税抵减(Investment Tax Credit)正是出于我们这批人的构思。这个成长理论的小子,怎么可能对供给面视而不见呢?当初我们所做的,乃提出一套很合理的论据,说明当时美国经济处在一个超额供给、非自愿性失业以及生产能力未充分利用的状况,而且这些现象已存在几年。我们坚持应该区分清楚下列两种情况:其一是透过需求的刺激来增加实质产出,也就我们所称“消除实际产出与可能产出间的落差”;另一种情形则是透过供给面的变动,来进一步增加实质产出。(在这里有必要再做一些说明,特别是此时此刻的现在,托宾和我早在当时就建议,正确的财政政策目标,是在充分就业下,透过货币面保持宽松,而让联邦预算有盈余。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有更高的国内投资及国民储蓄率,而我们又怀疑是否能够有足够的民间储蓄。请别提凯恩斯学派对储蓄有过敏性的恐慌!)

经济均衡的探索

有一类当代经济学者一味地否定超额总供给会持续存在。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不都该知道“市场会结清”吗?难道还有其他值得一提的可能性吗?我必须承认,在1962年的《经济报告书》中,我们并没有对这个观点提出充分的反驳。毕竟,它是写给社会大众看的,而不是写给其他经济学者看的。所以,我这里必须把我们所要说的内容重新建构一次。

对前述的问题,有两种可能的解答。一种是凯恩斯本人的观点:一个经济体系即使存在普遍非自愿性失业以及生产能量未充分利用的情况,依然能达到总体的“均衡”。这种均衡并不是瓦尔拉斯式的均衡,也就是所有的市场都达到结清的地步,但是整个经济态势依旧是达到了均衡,因为并没有来自内在的压力要求情况改变。凯恩斯就这项观念在理论上的完整性,并没有提出很精确的说明,但这应该就是他的主张。我想我们并不采取此说。而另一个可能的解答,则可大致叙述如下:有太多现实的理由使名义价格或是工资不具备完全的弹性。列出这种种理由,当然并不足以形成一项理论。然而,由于有各种名义的僵固性(Nominal Rigities),因此实际数量与相对价格经常会落在错误的位置,甚至往错误的方向移动。因此,受到干扰后的经济要走向市场结清式的均衡,可能会慢得令人难以忍受,而代价也可能非常昂贵。即使确有单一并符合柏莱图效率(Pareto-Efficient)的均衡,任何的修正措施—不管属自动性还是权衡性的—都将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如果是60年代,我们应该会采取第二种说法。坚持相信与拥护这套观念的人,将它冠上“美国式凯恩斯学派”之名,想必是把它神奇面包(Wonder Bread)以及“命运之轮”(Wheel of Fortune)归为一类。当然,早期在希克斯与莫迪利亚尼的著名论文中即可看到此说的精髓;他们都不是地道本土的美国人,不过也不必太在意这些。1962年的报告书中对此说未有着墨,其理由已如前述,但我相信这是托宾、欧肯以及我一致的想法,通常我常采用的简便假设是,名义工资具有僵固性。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已足以得出美式凯恩斯学派的标准结果。但是,这只是为树立模型声望的形式性或权宜性的做法而已。假如遭受质疑,我们还可以很轻易地找到经济体系中其他各式各样的僵固性及不完全性,这些只是更加强化了原有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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