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再次下诏，举贤良文学，皇帝亲自问策。著名的儒学大师董仲舒参加这次对策。董仲舒是汉代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以治春秋公羊学而著称，在汉景帝时曾担任过博士。他精进好学，据史书记载：“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在这次对策中，董仲舒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建议：“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个观点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同。这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改变，也是继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又一次对自由思想的遏制。从此，儒学成为西汉的官方之学。虽然汉武帝并没有采取极端的手段，压制其他各家的学术，但儒学作为正统学术思想的地位由此得以奠立。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可见窦太后之死正是儒学之兴盛的开端。

汉武帝为什么欣赏“独尊儒术”，大力推崇儒学思想呢？这是因为在诸子百家中，儒学思想最有利于专制统治，或者换句话说，容易被统治者所利用。黄老思想崇尚寡欲，清静无为，主张节省财力民力，真正能实行黄老思想的帝王并不多见；墨家思想则有平民化的倾向，扶弱除强，强调社会正义，更多反映下层民众的政治要求，向来不为帝王们所喜欢；法家思想推崇君权，固然迎合帝王所好，但赤裸裸地标榜权力，容易引火烧身，秦帝国的迅速没落就是一例。与上述三家相比，儒家思想既标榜“仁义”，又强调“尊卑”秩序，这就容易为帝王所接受。

这里必须指出的，汉武帝从来不是一个真正儒者。他外表爱好儒学，骨子里则是个法家分子。表面上看，汉武帝排斥法学分子，实则不然。武帝时代最正直的大臣汲黯对皇帝有一句大胆的批评：“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一针见血地剖析了汉武帝伪儒学的本质。汉武帝的统御术，其实说穿了，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儒家的招牌，实在沿用法家的治术，外儒而内法，因而在武帝一朝，酷吏横行，一手遮天，严刑峻法实为汉朝之登峰造极，此后文详之。

武帝时代固然是儒家的春天，但只能说是儒者居高位者多罢了，这些所谓儒者的表现，大多差强人意。

窦太后死后，推崇儒学的田蚡为相。可田蚡是个什么人呢？他是汉武帝的舅舅，皇太后王娡的同母异父弟弟。凭着这一层特殊关系，田蚡在家里建豪宅，侵占大量良田，公然收受贿赂，家里的金玉珠宝、女人、狗马、声乐、玩好，不可胜数。他利用手中职权，独断专行，随意提拔自己的亲信，以至于汉武帝愤怒地说：“你任命完官吏了没有，我也想任命几个。”田蚡却不知收敛，又向皇帝请求将考工官署之地拨给自己，用于建私宅。汉武帝气疯了，狠狠地说：“你干脆把武库也拿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