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群当时中国最精英的青年，他们在异国学习与漫游时代结束了。低沉的钟声、人们告别的挽留声和抽泣声，以及鸣响的汽笛声汇成了一道奇异的交响，在这令人心碎的交响中，一段光辉岁月结束了。与此同时，中国陷入有史以来最大的国家危机，而他们也开始努力地重新认识、并艰难重塑自己的国家。

此时，正是黄兴领导的华兴会积极筹备起义的时期。黄兴到了长沙后，便全副心思投入到组建这个团体的活动中。经过半个月的准备，各方面就绪了。这个团体取名华兴会，对外叫华兴公司，以办矿业为公司业务，在长沙城南门外挂牌营业。大家约好把入会者叫做入股，发给股票，股票即会员证。联络的暗号为：同心扑满，当面算清。这两句话听起来像是生意场中的行话，取的就是“扑灭清朝”之意。

黄兴当时公开的身份是明德学堂的体育教习。明德学堂的监督胡元倓也曾是留日生，明知黄兴在从事革命活动，也只是劝他多注意保护自己，从来未有过干涉的举动。

1904年春，黄兴、刘揆一亲赴湘潭茶园铺煤矿，与马福益会晤，共谋起事。宋教仁等也分赴常德、桃源、新化等地，发动民众，联络会党，开展活动。

1904年9月，黄兴出任同仇会会长，授马福益为少将，刘揆一为中将，黄自任大将，筹备起义诸事项。正当黄兴等人为起义的钱款发愁的时候，杨度从东京汇来了两万银元。真好比雪中送炭，华兴会的同志们莫不为杨度的慷慨支持大为感动。

不幸的是，华兴会员、湖南武备学堂学生朱立，因言语不慎，误将起义之事泄露于人，被奸细告发。湖南巡抚陆元鼎下令逮捕黄兴、刘揆一、马福益、宋教仁等人。不久马福益在江西萍乡车站被清兵捕获，押往长沙，经湖南新巡抚端方批示，被戮于长沙浏阳门外。黄兴在圣公会牧师黄吉亭的协助下，化装逃出长沙，乘日本轮船“沅江丸”经武汉去上海。

蔡锷此时已回国，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他忧心不已，也更加坚定了他革命不能依靠会党，必须重视政党和军队，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信念。

10月28日，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军警搜捕湖北秘密革命组织武昌科学补习所据点，没过几天，蔡锷就赶到上海，在上海英租界新马路余庆里，与黄兴、杨笃生、宋教仁、章士钊、刘揆一等人相会，研究对策。

11月20日，黄兴友人万福华，在上海四马路餐馆谋刺已离职寓居沪上的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未遂被捕。黄兴也被牵连入狱。这时，蔡锷的朋友、长沙人龙璋正任泰兴县知县，极为两江总督刘坤一所赏识。蔡锷便星夜兼程，奔赴泰兴，请龙璋设法营救黄兴，龙璋出资千金，重宝厚赂，黄兴始得获释出狱，逃往日本。

昔年的留日同学，像一捧被礁石撞碎的水珠，散在了天南地北。平常联系极少，相逢更难。有一些，则是长久失去了消息。此次当蔡锷自狱中接出黄兴，授以轮船票，并亲自护送黄兴往轮船码头，相拥握别时，两人都泪洒当场。

黄兴紧握蔡锷双手。

“松坡，这一次真难为你了，这次长沙起义，虽又失败，但革命组织未散，基础犹存，还是大有希望的。现在你又学成归来，立身行伍，中国革命有了像你这样的优秀将才，也就更有希望了。我很快就会回来的，让我们并肩战斗，共济时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