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回，我想撇开常规的那些，往深里看去。

有一些事发生了，但看似与诗歌无关；有一些相当重要的事件发生了，但有心而有识者实在是少得可怜，他们看不见。

有时候想想就忍不住要笑出声来，这个坛子经常开会--中国人的会又老是以研讨为主调的，研讨来研讨去却不见思想产生，中国诗坛会上思想的含金量已经严重低于诗人在网上的只言片语了。

我在此想说的事也正是发生在网上：那是雅典奥运会刚结束的时候，中国人不就是多拿了几块金牌嘛！西方列强的舆论便一下子坐不住了：《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泰晤士报》、《读卖新闻》、《莫斯科新闻报》--长期以来，这些媒体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说成是“现代文明的代言人”也不为过吧？却是一派胡言，一堆小丑！像网上常有的那种嫉妒狂在发帖子。其中暗藏的一个逻辑是相当霸道而混帐的：中国人拿多了金牌就是有问题的，越拿的多就是越有问题。

几篇小丑之文被挂在了诗歌网上，便成了一块试金石，什么人说什么话。绝大多数庸众的反映可以他们自道的三个字予以概括“有道理”--好一个“有道理”！谁的“道理”？西方政治正确文明正确的“道理”！廿年以来，他们所受的教育就是不断地接受这种道理，到今天像合格的毕业生那样在网上立场文明态度正确地说一句：“有道理”。个别真正的诗人则绝尘而去，怒不可遏，小题大做，指东打西，破口大骂！不过是在借奥运之事谈思想说诗歌，言词极端或高妙如“鲁迅的拿来主义比我较为低级，不过是从东洋拿回一把手术刀来割国民性的疮”。--若干年前，有岭南青年才俊提出过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在硬努着批判鲁迅的人群中能够提出个把有价值的问题就相当不错了）：为什么鲁迅只差一步成尼采？给出的答案是：因为他没有疯--明摆着他疯不了，因为本质上他是西方（包括东洋）文明的正确论者--这样的人对大是大非那么有把握，他怎么疯得了？这是我所给出的更进一步的答案。

忽然想到：在中国的诗人中从来不乏制造思想的能力（哪怕它只产生于一个、两个、三个人中），这使中国诗歌的某一部分从未丧失过硬度与重量。在近距离的接触中，我发现诗歌艺术的列车拒载的是两种人：一种是无话可说硬要写出“诗”来的“散仙”，一种是在正确文明指导下用道理来写诗的人。前者利用思想并不直接等同艺术--其中的转化又是一个复杂而微妙这两点来回避思想，拒绝承担，进而掩盖自己空空如也的头脑；后者则永不懂得不论思想还是艺术都是在与文明的错位中产生，照搬是最大的无能--就这样，一代人被甩下去了，两代人被甩下去了，三代人被甩下去了……我已经有经验了：见到这些老的新的下车者，你永远不要问：为什么不写了？--这样的提问等于给了白痴耍个性的机会，明摆着的一个事实是：他们拿什么来写？！

就像列强们不喜欢中国的运动员多拿金牌一样，他们也不喜欢中国的诗人真的把诗写好：好也得像他们标准中的那个好法。很早以前，那个叫做斯蒂芬·欧文的美国教授早就开宗明义了，他一方面说北岛的诗让瑞典诗人想起了他们的“少作”，另一方面则口气地说：我们认为他是最好的，中国人就会接受。但好在不是所有的中国诗人都在朝着这个标准而去，不是为了让尔等看着舒服，在上个世纪末，于坚说：“中国新诗的前卫部分在一个世纪之后，终于有了自己独立的身体、精神和尊严，它不再是意识形态、知识的外延部分，不再是无休无止的学生。诗就是诗，创造、独立、清晰、光明。面对这个世界对强权意识的普遍谄媚，它发出了决不媚俗的、来自汉语、来自中国大地、中国经验、中国传统和心灵的声音。这声音虽然微弱，但毕竟出现了，这声音使‘拿来主义’的二十世纪新诗没有可怜地只是以‘博士论文’结束。” “七十年代我是秘密的个人主义者。八十年代我是半公开的自由主义者。我发现，从九十年代末以来，在诗人中，我将是秘密的民族主义者。”我在《2000：中国新诗关键词》中为他击掌道：“好一个‘秘密的民族主义者’！如果在这一年里于坚的这句话只有我一个人在为之鼓掌，那么我孤独的掌声证明的是我听觉的质量。如果这‘秘密的民族主义者’在中国的诗人中只有于坚一人，那么我就早已成为另外的一个人……”

结果是，在此后的两三年中，我们不约而同地写出了各自的《唐》和《长安行》。我永远难以忘记，我在本地的一所大学朗诵我《唐》的表情时，一位当时作为主讲人的欧洲汉学家那副难过的表情，在此诗面前，他那来自西方的让他拿到博士和教授的知识不够了，文明培养给他的对诗的判断力在瞬间失效，他有着无法继续在中国人面前继续权威下去的痛苦……

“让中国的诗歌成为他们眼中一个秘密的系统！”不久前的旅途之中，我对另外一位诗人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