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只是到了此事已成“旧闻”的现在，我才愿意谈论它。我并不想骂某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在说一种现象。

听到刘晓庆被抓的当时，我表现得十分麻木：抓了也就抓了吧，与我何干？最近以来，我从多方面感觉到自己已经不年轻了，不年轻的最大标志就是与己无关的事情便再不关心，再不过问。忽然有一天，一位凡事必要纠我的记者朋友打来电话，开门见山地问我面对此事的心情--问题提得如此正式，我也就顺手揭开麻木的外衣，颇为理性地总结了自己心情的本质，我说：“我难过”。

那些日子我一直深陷在人群之中，那是因为我一直呆在一个本行业的会议上，惊闻刘晓庆被捕正是在去兵马俑参观的大客上，谁说我的同胞是麻木的？至少我的这些同行就表现得十分热烈，这个消息显然使他们兴奋起来，一种幸灾乐祸的情绪顿时弥漫全车。从那时至今，我见到的每一个谈起此事的人都跟吃了谁家的喜糖似的，连一个略表同情的人都没有--也许正是周围弥漫的这种氛围唤起了我麻木深处的难过。

刘晓庆是谁？大伙的同仇敌忾真让我糊涂了：她是个罪大恶极的大坏蛋现在终于被纠出来了吗？如果不是这样的，如果只是一个影星现在犯了法倒了霉，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她在群众--实际上都是她的观众那里引发的情绪就不该是这么单调的。

谁最该为她难过？我想应该是她的那些死心踏地的影迷--是那些当她成为一个老妖怪还一集不拉地狂看她演的小凤仙的“铁杆影迷”，现在那些人的嘴在哪儿？不该留下一个我，在这里替她说话，因为我从来都不认为她是一个好演员，我在什么都关心什么都要管的青春时代留下了对于她的如下批判文字：

我说刘晓庆是个天生的演员你千万不要理解她是一个天才。

生活在别处。她一生的表演都在戏外。而生活中再逼真的表演者都是拙劣的。

作为演员，她从来不是优秀的。谢晋当年在拍《芙蓉镇》之前曾说：“刘晓庆还不是个性格演员。”这恐怕将成为她一生的结语。

据说作为人，刘晓庆是极富个性的，中国人所谈的“个性”就是“敢说敢做”。

今天多如牛毛的“音乐制作人”大谈“包装”，若论“包装”，他们得请教“师太”刘晓庆，刘是学会自我包装（且是自学成才）的第一个中国艺人。

当年一部《我的路》使她成为舆论关注的中心，不就是写了点儿自己如何离婚的事么？

敢于说自己是最好的，那么你可能就会被当作是做好的。这个道理在早二年的中国特别行得通，且成了某些人成名的手段，那时大伙都比较委琐，还不大懂张扬个性、表现自我之类的。

刘晓庆正是这样的“女先锋”。她自封为“影后”，群众也就认了。足球界有个自封为“国门”后来真成了“国门”的傅玉斌，但他确有实力，刘晓庆的演技与傅玉斌的球技不在同一个档次上，共同的一点，都冲不出亚洲。

……

我仍然相信“没有坏演员，只有坏导演”这句话，而刘晓庆是不会碰到更好的导演了，这是她性别使然，还有一句现成的话：性格即命运。

今天的刘晓庆摇身一变成了商人，这是又一个新的角色、又一个新的演出吗？不得而知。我想起并不优秀的阿兰·德龙谈论罗纳德·里根的一句话：“没有成功的演员才去当总统。”

我今天仍然坚持刘晓庆不是我所认为的好演员，但我今天却愿意从另一方面来谈论她作为一个人和时代发展的某些关系。她写《我的路》，据说是得益于一位老编辑的很大“帮助”，但我相信“我认为我是最好的我就是最好的”这样的话，不是那位老编辑能够“帮”出来的。《我的路》在当时影响巨大的《文汇月刊》连载时，我这个暗中叛逆的小中学生真是读来激动，而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父母和一些叔叔阿姨们都在闲谈中斥骂“这个疯子！”“那时”确如我上引旧文所写“大伙都比较委琐，还不大懂张扬个性、表现自我之类的”。今天，网上随便一个小虫子都可以这副口气说话了，他们可能已经没有兴趣知道他们的父母是从一个怎样委琐的时代黑洞中爬出来的。而任何一种“时代的先声”都不会是职业的“思想家”们喊出来的--在我这里，这已经成为一种常识。如果别人不愿意承认，如果一代走过来的人都不愿意承认的话，那么我来承认：我的成长，和她有关。

今天恐怕已经无人愿提刘晓庆生意初成时反过来给她所在的北影厂的职工发工资的事了，也没有人愿意承认他们当年下海时曾在这位演员身上得到过怎样的激励和启示，那就沉默吧，我不希望所有人都一下变得喜洋洋的。“贪官”应该受到法律的惩治，惩治“贪官”是大快人心的事这没有问题，但如果它满足的是人心深处某种不可告人的隐秘快感并且成为一种广泛的风尚，这就恶心了--这一回，延伸到刘晓庆了吗？

一个人赚了那么多钱还不交税，是我这个穷鬼永远没法想像的，忽然想到自己接到的稿费单上为什么会精确到毛便知道那是编辑部替你交税后的数字便心里感到踏实啊！我深知刘晓庆的问题只能由法官来解决了，但我也深知不该所有人现在都集体戴上法官的面具。

那样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不是也有点太乖戾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