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九月（说起来叫我不免倒吸一口凉气），我作为一名大一新生进到北师大后搞的第一项文学活动就是发起了一个“周末文学沙龙”，从宿舍的地上随手拣起一张都已看过的废报纸，用我那训练无素的毛笔字写了一份通知，到小卖部买瓶糨糊，朝学生食堂前的墙上一刷……到了周末，这人就来了，地点就在本宿舍，最热闹的时候，上铺也坐满了人（像剧场的包厢），还得到外宿舍借凳子，值得炫耀一下的是：还有好几个瞧着养眼的淑女上门，构成我们睡前的谈资。我在这个“沙龙”中扮演的是一个“主持人”的角色，同舍的诗人徐江相当于“副主持”，当时眉清目秀体重尚不足百斤的他已经干起了舌战群儒的勾当（为十四年后遭遇的“盘峰论争”打好了基本功）；诗人侯马身为一班之长，凡事不甘居人后，急火火成了“早恋”军中“马前卒”，慌不择人地找了一个傻大黑粗的丑妞谈将起来，纯属为谈而谈，所以时见时不见……

我对我的同学杨树军的第一印象就是在这个“沙龙”上留下的，他从斜对门的一个宿舍里跑来，每次必到，近水楼台先得月，总是坐在靠近的“会议桌”一个十分显要的位置上，位置虽好，但是从不发言，也不与人交谈，就那么十分挺板正地从头坐到尾，下回照来不误--有着如此谦卑表现的还有诗人桑克，始终嘟着两片淳朴的厚嘴唇，不说话，这二人当时是同一个宿舍的……

这个“沙龙”很快竟然搞得声名在外，临近国庆节的一个周末，我爹跑到北京来看我，在校园深处的一把椅子跟我做促膝长谈，所以，那天晚上的“沙龙”是由徐江主持的，等我应对完父亲奔回到宿舍，人已经散了，听徐江讲：是我们的同学杨葵带着几个跟他身份相类的“文艺界高干子弟”--为首的是唐达成的儿子唐大年（此人现在做了导演），好像还有黄燎原（现在的身份难以界定），小说家狗子当年好像也是通过这条线跟我们接触上的--尔等是来“察”的，来搅场子，把好端端的气氛给搅黄了，人一看几个牛B哄哄傻B嘿嘿的“红色小贵族”欲占领无产阶级搞的“沙龙”，就悄然散去了……

散了就散了吧，我的心气儿已过，就没有再搞了，与其坐而论道（那时候我们知道多少道？），还不如好生读书，间或写点儿什么。只是刚留下一点印象的杨树军同学也随着这个“沙龙”的消失在我的视野里消失了，这一消失就是两年--在后来的两年间，我只在个别同学的嘴巴里听到他如何如何，但也很少，我宿舍里有张著名的八哥嘴，全年级男欢女爱方面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能被其广播出来，其中就有关于杨树军，说是他对他们同一个小组的一个颇为性感--体态有点像妇人的成都女生有想法，有企图……这种信息，反倒让我意识到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正常的有欲望的一个人。

大二即将结束时，我们搬了一次家，从西北楼搬到西南楼，个别宿舍也做了人员调整。我不得不和亲如兄弟的诗人徐江、侯马忍痛“分居”，搬到我所在的三班的一个宿舍，我是拖到最后一个才搬进去的，去了才发现里面有二班来的杨树军--听人说他是自己主动要求到这个宿舍来的，小子是在挑人啊--这令我大有好感！哥们儿脑子不糊涂，挺会挑的呀！不过刚去头一天发生的一个细节却让我觉得此人可疑起来，宿舍里的人正在与我这个迟到者寒暄，坐在自己床边的杨树军忽然伸手将其蚊帐放下，要睡午觉了--这个小小的细节，让我心头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阴影……在大学男生宿舍中已经混了两年，我已经有经验了：一个宿舍肯定是由几名自由分子和几名反自由分子组成的，就看哪种力量占据上风了，我怀疑杨树军是后者--但很快发现大错特错了。也正是那时候，我在两名“老烟枪”的不断递烟的熏陶和“不抽不像个爷们儿”的诱导之下，学会了抽烟，并且一抽而不可收；语言狂欢的最佳对象则是睡在上铺夜夜手淫（床老在晃）的前诗人钟品，有一天我俩的话题刚刚从色情转入到爱情，杨树军忽然发话了--着实吓了我一跳：“诶！你们说这个我爱听……”--他岂只是爱听，还马上大讲特讲起来，就好像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似的……到此这小子才真相暴露：原来也是爱自由的“自己人”。

我的中学同学张红兵--就是后来成了歌星的张楚是在当年年底开始了他弃学不上流浪北京的生涯并通过我的关系蹭住进我们宿舍里来的，与我、钟品、杨树军构成了这个宿舍的“自由力量”，并使之绝对地占据着上风（这也要感谢另外几个“规矩人”的宽容甚至归顺），终于把这个宿舍搞得乌烟瘴气，成为卫生常得0分但却谁都爱来的“裴多菲俱乐部”。我们在自己构成的自由主义的小氛围中快速成长--我称之为“男人骨骼最后阶段的发育成熟”，在这样的氛围中，你没有创造的冲动是不可能的，在此两年间，张楚把他一生的好歌基本上都写完了，为不久以后的成名攒够了资本；我在《车过黄河》等一批早年佳作中找到了自己的诗歌道路，并为今后的长期写作做好了充分准备；钟品则过分狂热地做完了他一生的诗人，杨树军呢？起先并不见他动手做什么，可见识不低意识很好的他怎么可能不做一点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