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六月在成都，参加一个“电影与文学”的研讨会。于坚、韩东、朱文也应邀而来，再加上杨黎他们一大帮本地写诗的，挺热闹挺高兴的一次相聚。

有一天四川大学来拉人去搞讲座，我和老于或者是因为善讲或者是因为爱讲而被推出去当代表。讲座结束以后，带我们去讲座的人说有一个人想见我们，但因为此人是东道主杨黎十分讨厌的人，所以最好私下里见。人家既然想见那就见见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便同意了。

午饭时那人来了，一副赤诚相见的样子。那时“盘峰论剑”刚发生不久，他热心地问起会上的情况，我们就谈了许多，他又表现出一副要主持公道主持正义的样子。

那天的天气非常阴暗，成都的天气似乎日日如此。

我回西安之后的一天晚上忽然接到此人的电话，他说想在成都的《读者报》上组织双方论争的文章，他想请我来组织“民间立场”一方的。我就照办了。文章发出来我有些奇怪和不舒服，我的文章原叫《三段论》，发表时被改成《如此三段论！》，那不成了我自个儿骂自个儿吗？这就是此人的编辑风格和水准吗？我不相信。我知道他是在向什么人透露信息和变相表态。

他在“知识分子绿皮书”里的话是他真正想说的：“伊沙切断了第三代诗歌对平庸腐朽的公众趣味反叛和革命的脉息，而把第三代某些诗人哄闹、阴谋、运动和操作的恶习，以及媚俗甚至同流合污的时髦策略发挥到极至。”

我以为这个人说我什么都可以，这是他作为我的读者的神圣权利。他惟独失去了资格提及的词就是“阴谋”，因为他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因为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去年六月那个成都的阴天里，此人与我频频碰杯，大谈我诗的时代意义是历史无法抹杀的。

此人已是一把年纪的人了，他的年纪是我所不能理解的那种年纪，与一个已逝的时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