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造一个“文学少年”？我愿意与最富经验的中学教师交换心得，那就是：鼓励他的作文，画很多红圈，写最好的评语，让他站起来念，当众领受来自同学的羡慕和嫉妒。

想当年，我就是这么被制造出来的。作文好，家长就以为你有这方面的特长，总是从单位图书馆带文学杂志回来，远在上海的舅舅也听说了你的专长，每月都买一本《上海文学》寄给你……我就是在《上海文学》上第一次读到艾青的诗，是《归来的歌》，写天涯海角的一首，我觉得很好，句子漂亮，可那时候，我觉得雷抒雁也很好，而我最崇拜的小说家是刘心武……真是乱七八糟，我对文学的最初接触是从当代期刊，从“伤痕文学”开始的，这怪我没有家学，父母都是搞野生动物研究的，整日在秦岭山中追着狗熊跑……我独自在家学会了做饭。我是一个生在外省的文学出身相当贫贱的“文学少年”。

从小学到中学，我都这么过。太可怕了！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知道把信封的一角剪去就可以四处投稿。在毛没长全的时候就懂得做个诗人好泡妞，那是因为我在那个年头（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报纸上读到总是有两种人犯男女作风问题：诗人和导演。还有一次，刚从南斯拉夫访问归来的流沙河来西安讲学，我亲眼看到那么多的姐姐挺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小波满身雪花膏的庸俗香气朝着流诗人讲课的剧场大步而去……我的小心灵真是羡慕不已！那时年少的我可以清楚地告诉你：王蒙和张洁是惟一两个三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人以及朦胧诗主将顾城的家世。真是太可怕了！

更大的激励还在后头，17岁那年我写下的第一首诗就得以发表，现在我硬着头皮将之再次公布如下，博大伙一乐：

夜……

夜，深了，

柔和而宁静

多少面窗子里

却还亮着灯。

那点点灯火，

交相辉映，

像天上的星星；

又像一双双

探索的眼睛……

我默默地告慰

灯的主人：

等待你们的

是一个美好的早晨。

这便是我的“处男作”，它要酸倒我今天的后槽牙并且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带着钻的冲动，满地寻找着地缝。我的书架上有本《顾城的诗》，我找到一首顾城写于14岁的诗抄录如下：

小花的信念

在山石组成的路上

浮起一片小花

它们用金黄的微笑

来回报石头的冷遇

它们相信

最后粗糙地微笑

在阳光和树影间

露出善良的牙齿

两诗对比，无疑，顾城是个天才，而我是个白痴。可那时怎么就没有人告诉我呢？并把我阻挡一下？还把我视为“苗子”，任由我一路傻呵呵地写下去。在那时的中学生中间，比我更有名气的尚有田晓菲、刘倩倩、王军（洪烛）、涂海燕（小海）等人，说实在的，这些人（首先是我）既不天才也不早慧，只是过早地开始知道弄这些事情。既不天才也不早慧，那么早弄它干吗？这是全无意义的！可我们竟然从中捞到了实惠的好处，中学毕业时，田晓菲被保送至北大，王军（洪烛）被保送至武大，涂海燕（小海）被保送至南大，我本有一个保送复旦的机会，因故未遂只好参加高考，但也因获奖、发表的记录获得了20分加分得以顺利地考入北师大……除了这些，我还得到了什么？做一个小诗人的鸟感觉--一种身在文坛的幻觉。一个小屁孩子，知道那么多的文坛内幕和文人轶事,“口气像作协主席”（于坚诗语）。文学是可以带来好处的,文学可以当饭吃--这种糟透的想法立杆见影植入我心。还有：我就是为文学而生的，我就是为文学而受教育的，大一刚入学,辅导员在台上讲：“师大不是培养作家的，师大是培养教师的……”我心怀不屑地撇撇嘴,那个撇嘴一定丑陋极了。时刻准备着，为当一名作家而奋斗！那时我肯定在心里宣过誓。做一个作家，做一个体制意义上的作家，我心生体制的幻觉，也充满体制的趣味。张小波说我是个“会痞”，喜欢开会，而且知道如何在各种各样的会上出风头。我不得不承认我有这本事，但可悲的是，其实体制的会我参加得很少，我的本事是从哪里学来的？天生的？还是来自一种积年累月的自我训练--一种在内心展开的训练呢？体制的趣味就是无聊文人的传统趣味，并不完全在体制内展开。台湾《创世纪》诗杂志常年赠阅，我翻上面的图片，对洛夫、痖弦们经常在茶艺馆里围坐谈诗的场景羡慕不已。我喜欢北京，有多种理由，历史的，现实的,其中的一条理由是我确实喜欢北京城里每个夜晚那种文人扎堆的饭局，喝滥酒,说胡话，挥洒性情，恣意撒娇，自觉也是江湖上的小英雄、北京城里的一腕儿！

正是在北京的饭局上，杨黎说他实在是不喜欢我的长相，没有解释的下文就是不喜欢。何小竹在《1999中国诗年选》的“工作手记”中说：“而对我和杨黎来说，伊沙是新朋友，这个早闻其名以为是个流氓的家伙见了面一看却像个‘知识分子’。”小竹的话能否代表杨黎的意思？而在几年前，美男子丁当说我长得像国营企业的伙食科长，让我对镜瞅了半天，我想拍着脸告诉你：我确实也不喜欢自己的长相。以我见过的诗人来说（女诗人暂且不谈），以俗人肉眼的标准来判断，可以有美丑之分：芒克、严力、顾城（已故）、杨炼、丁当、何小竹、石光华、柯平、杨克、侯马、阿坚、臧棣、马永波、阿橹（已故）、叶匡政、胡宽（已故）、路漫……都属个顶个儿的美男；于坚、杨黎、陈东东、刘漫流、沈奇、徐江、秦巴子、中岛、李岩、西渡、清平、桑克……都属于五花八门的丑男。美丑是俗人的标准甚至是女人的标准，我还有我的标准，那就是看你长得有无特色，美而有特色者为阿坚，他长得像战国时的刺客；丑而有特色者为于坚、杨黎、徐江：于坚长得像曼德拉，杨黎像师洋大律师，徐江谁也不像，五官在他脸上飞啦；长相中平而有特色者为朱文、李亚伟、张小波、沈浩波：朱文会变脸，他上一个表情很英俊，下一个表情就会很丑，堪称丑俊同体；李亚伟，与其说他长得像四川哥老会的师爷，不如说他长得像豺狗；张小波喝高之后反而不闹了，表情恬静，面露幸福之色，像一个红彤彤的刚从产室抱出来的女婴；请你仔细观察沈浩波，这小子面部的神经脉络组合起来与斗鸡无异……与他们相比，我长得真丢人，真失败，美丑不占还毫无特色，说穿了就是平庸,说得文化点儿就是：我生了一张体制的脸。这张脸在我是一名“文学少年”的时候是一张班长（还是副的）的脸，在我成为一名“诗人”后就是一张主编的脸（科级与处级之间）：堆满脂肪，和颜悦色。这张脸搁在商人中间让人误以为是经理，搁在政客中间让人误以为是处长，搁在文人中间让人误以为是主编，惟独不会让人误以为的是：诗人！

如果说一个人的脸的最终长成与他的内心有关--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我这张体制的脸一定与我内心的体制幻觉与体制趣味相关连。作为当年的一名“文学少年”，我天真地以为文学生涯就像一名班干部和“三好学生”的命运，一切都有人替你安排好了，所有人都会关心你爱护你，而这一切都来自一个抽象的概念：文坛。具体讲就是组织，一个作家的组织。

1985年秋天，我去北京了，一个身穿白衬衣的文学小爬虫爬上了东去北上的列车。我至今仍然后怕，如果我去不了北京的话，就会留在废都上大学，这是一个在文学上除了体制化就一无所有的地方，我会成为“农民小说”和“黄土诗歌”的三孙子吗？这完全可能，尽管我的南方血统和城市出身与之有着天然的敌意，在秦俑土色的眼珠里我也绝不是亲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