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一首叫《名片》的双行诗中写道：“你是某某人的女婿/我是我自个儿的爹。”你以为我真的是自个儿的爹吗？一个没有父亲没有兄长的人？不，不……我和侯马、徐江（这两位与我同届毕业于北师大的诗人）说：“我们是没有师兄的人。”--是在说我们没有母校意义上的诗歌传统，也得不到来自师兄的提携与帮助。没有师兄，并不等于没有兄长，至少对我是如此，一所学校的诗歌传统是什么？狗屁！今天我写下他们，供出了我哥我姐，旨在说明：我从来不是有些小孩传说中的天才，也不属于某些论者所说的“横空出世”。我是我自我设计自我教育的结果，而且这种设计与教育也充满问题。我也从来不是某些人印象中的那种大无畏的人，而且恰恰相反，从诗歌上说，当年我小心翼翼地把自己放入文明的序列--诗歌史可能的一个位置上，我用我已经掌握的知识和阅读经验在一开始就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1988年，徐敬亚指出：“以非非主义、他们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倾向”，我当时想：倾向也就是倾向而已。燎原在10年后（1998年）的判断：“从那次‘两报’诗歌大展开始，中国诗界在现代主义的向度上一直存在着含混的后现代主义情结。”似乎更符合我在当年对徐敬亚那句话的的具体理解。当时我满脑子充满了向前走的意识--先锋意识？从现代挺进到后现代--当时，我想得就是那么简单，而中国的历史及其对应的文化太复杂了，它会一直向前走吗？当年我是在大学生的笔记本上画出了今后10年的诗歌创作路线，这太书生气了！太小儿科了！太知识分子了！别人从传统道德和传统审美经验的角度以为我是个“坏孩子”，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是个乖孩子、好学生，从一开始我就玩了一个大妥协、大下跪，在文明的序列面前寻找体制所不能给予我的安全感，乖得不能再乖而且很会卖乖。难道你们还没有看出来吗？我只敢在小处使性子，在后现代的“正确”路线下犯混！逸子说：“伊沙正是从这里出发的，他在‘人’与‘非人’中间找到一点：坏人。如果你是‘人’的，你最后将转回一个人所拥有的那些，而成为一个‘大师’。如果你是‘非人’的，则任何来自于文明的势力无法同化和融合它。伊沙惟一含混不清的地方在于，他试图成为另一种诗人，一种摆脱‘情怀’而不是‘人性’的诗人。这样，诗人伊沙手持当代最锐利的武器，跨上当代最迅猛的烈马，却在头脑中装入了最顽固的观念--人。当我们发现他采用当代最猛烈的姿势只不过用来与文明闹着玩的时候，我们迷糊了。”逸子把我看透了，也把我看高了。其实，我从来就没想过要成为“非人”，从来就没有到达过这个意识。“坏人”也是作品刻意留给大伙的一个错觉。认识我的人都会认为我是一个好人，只不过好得还不够。1993年，周伦佑指认我正在进行的是“一种自觉的‘后现代’写作”，这年前后，理论界突然泛起的“后现代热”使很多评论家对我的作品产生了觉悟，从此我的名字就与“后现代”这个词联系在一起，国外汉学界甚至有人指出：“中国的后现代诗歌自伊沙始。”可以想像吗？因为这个“热”我这个饱遭拒绝的人竟成了青年诗人（包括许多“第三代”的重将）中被评论最多的人，原因就在这个“热”，原因就在这个“后”，他们借我的诗可以说他认为时髦的话--“后现代”真成了一种学术时髦，一种文化的“庞然大物”。但在90年代的中国，一个诗人不“借”点儿什么就真的能“成”吗？谁又不想“借”点儿什么？闹来闹去的“知识分子”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在替自己辩护，我也不想为自己辩护，真相是我自己说出的，这皮是我自己扒下来的！当年我在西安南郊的一间小屋里从报刊和远方朋友的来信中看到自己被说来说去，真是快感至极！真让我得呈了！我在1988年的口号是“从于坚、韩东走向后现代”，看来正确的路线是革命成功的有力保障啊！谁说过的？当年我和已故诗人胡宽有些交往，读了他的诗，我两次推荐给严力而未果，读了他的诗，我在心里做出过如下判断：就算今天不被承认我也有终被追认的一天，因为我在文明的序列里，因为总有人不那么无知，就算这也落空，还有明天的诗人也会像我干过的这么干，还有明天的读者也会像我想过的这么想。而胡宽太乱了！自身的乱和与文明的序列无法对接的乱，我以为他永无被追认的一天！我没有告诉他我的冷酷想法，我更没有想到他会死。人死了，这种冷酷的判断无法验证了，连金口难开的唐晓渡都说：“胡宽是XX的惠特曼和内陷的金斯堡。”说过了就说过了，此后诗选该怎么编还是怎么编，秩序该怎么排还是怎么排，管你妈的什么惠特曼还是金斯堡呢！胡宽的死是一种悲剧，其实海子也是，抬棺游行的人最后想杀死他。也许活下去更可怕，活下去就得自己想办法。我看到燎原评论我说：“伊沙的诗具有上述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他诗歌中对诸如爱滋病、少年犯、弃婴、监牢、足球流氓、同行恋者、吸毒犯、丐帮等恶俗形态的取材……”我的脸红了！为了用“后”的样子“媚”一下，我动用了多少乱七八糟的小零碎啊！这种“扮酷”“装屎”的矫作对我诗歌的负面作用及其伤害，只有我自己心里最清楚……